文 |议史纪
编辑 |议史纪
现在全球年轻人的日子，真的快撑不住了。
美国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42% 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47% 对资本主义持负面态度，这直接改写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桑德斯、科尔特斯这类左翼人士持续走向前台。
这里要说明，他们向往的是北欧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核心是保留私有制但向富人加税，给底层更好的社保、医疗和免费教育。
欧洲的年轻人，这几年已经很少再把诉求局限在「涨工资、多福利」这样的具体指标上，而是把矛头指向整套制度与既有秩序。
法国一轮又一轮的骚乱，就是典型的爆点：从油价、养老金，到种族与阶层问题，表面上是某项政策激怒民众，深层却是整整一代人对「游戏规则」本身失去信任。
他们不再相信，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矩，就能换来体面的生活与可预期的未来，于是抗争越来越情绪化、整体化，甚至带有某种「宁愿全部推倒重来」的破坏冲动。
相比之下，东亚社会的年轻人更克制、更内敛，却并不更乐观。
他们把对现实的愤懑，转化成「躺平」「不婚不育」「低欲望消费」甚至「逃离大城市」的选择。不是没有能力拼，而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哪怕拼尽全力，也很难翻越房价、教育、医疗、养老叠加起来那座看不见的高墙。
既然看不到阶层跃迁的梯子，那干脆从根本上降低期待，用主动降档的方式，来抵抗这套对年轻人高度不友好的制度环境。
无论是街头的激烈冲突，还是日常中的默默躺平，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年轻人的代际契约正在破碎。这已经不是某个国家、某种制度或某种文化的特例，而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同时上演的现实剧场。
英国前内阁大臣戴维·威利茨在《紧要关头：人口结构与社会问题》一书中，把这一切概括为「婴儿潮世代的红利垄断」：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集中了太多好运和太多资源，而代价被悄无声息地转嫁给了他们的子女与孙辈。
1945 年到 1965 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几乎可以说是现代史上最幸运的群体之一。他们在经济高速扩张、福利国家扩张的年代成长，既享受到了充分就业和工资上涨，也赶上了房价、资产价格刚刚起步的低位。
更关键的是，当他们步入中年、掌握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力时，开始通过一整套制度安排，把优质资源牢牢锁在自己这一代的口袋里。
结果就是：便宜的教育他们读过了，宽松的福利他们领过了，低价的房子他们买过了，真正高成本的时代，则留给了后来者。
威利茨用一个「部落模型」来说明这种代际失衡：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中青年负责外出打猎，老人和孩子则依赖他们供养。这种代际契约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是因为人口结构与资源分配大致平衡——中青年数量足够多，负担还能扛得住。
然而，当一场大战结束，幸存者大量繁衍，短时间内出现人口爆发，婴儿潮一代逐渐长成部落的主力猎手，他们在资源相对过剩的年代捕到前所未有的猎物。
问题出在这里：婴儿潮猎手们往往把这段「资源丰收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而忽略了那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结构共同制造的黄金窗口期。
等到他们掌握部落的分配权力后，就会本能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比如制定对自己最宽松的福利和养老金制度，最优渥的资产游戏规则。
等他们逐渐老去，新一代猎手的人数却在下降——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但每个人要供养的老人和制度成本却明显上升，只能被迫交出更多猎物、承担更重负担。于是，曾经隐含在社会结构中的代际平衡被悄然打破。
回看现实，这个模型几乎与数据无缝对接：欧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经济的长周期繁荣，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婴儿潮一代集体步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出现「井喷」，同时老年人口比例仍然较低，赡养负担有限。
每一轮人口红利，几乎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代际不平等积累。婴儿潮世代在红利期攒下了最初也是最大的资本，而后续制度往往又进一步强化这种先发优势。
以英国为例，45 岁以上人群掌握了高达 5.8 万亿英镑的私人财富，而 45 岁以下人群加起来仅拥有 0.9 万亿。财富的天平向上一代极度倾斜，年轻人只能在早已被瓜分殆尽的版图上，苦苦寻找立足的一角。
房产市场的代际鸿沟更是赤裸。
以中国为例，许多 70 后、80 后在 2000 年前后进入城市、购置住房，那时的房价仍处于低位：北京天通苑 2000 年每平方米约 2600 元，到 2020 年已上涨至约 4.1 万元，涨幅接近 16 倍。
对早期买入者来说，通胀悄然稀释了他们的房贷，而持续走高的房价又成了他们资产迅速膨胀的推手。这种财富扩张，与其说源于个人努力，不如说是搭上了时代与人口结构的顺风车。
可同一套房子，到了今天的年轻人手里，却成了一生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刚步入职场的 90 后、00 后而言，房价与收入已经严重脱节，为了一套普通住房，要在大城市耗尽半生积蓄、甚至背负终身债务。
上一代人眼中「早买早享受」「房子是最安全的投资」，在他们这里，则更像一场必须接盘、却注定赢不了的赌博。
当房价、学费、医疗、养老、抚养成本一起抬升，而工资增幅远远追不上资产价格的上涨，年轻人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不再确信，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能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得到相应回报。
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不仅侵蚀个体的生活规划，也冲击了代际关系的情感基础——父母口中的「我们当年也很苦」「只要肯干就能出头」，在今天听起来越来越像是站在红利终点上的事后诸葛。
于是，代际矛盾开始显形。一端，是坐拥资产、在制度红利中稳稳获益的婴儿潮世代；另一端，是收入增长放缓、向上通道堵塞、随时担心被抛下的年轻人。
前者往往真心相信自己的成就是刻苦与自律的奖赏，后者则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是人口结构与时代窗口共同编织的好运。而当解释世界的叙事发生撕裂，社会的隐性契约就难以为继。
今天，我们在欧洲街头看到的怒火，在东亚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躺平宣言，本质上都是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当代年轻人不再愿意无条件为一套偏向上一代的制度买单。
当代际契约一再被透支，所谓的「听话、努力、忍耐」，就不再是值得信奉的人生信条，而只是一纸已经失效的旧时代契约。
历史上，代际矛盾有四条化解路径，但现在都遇到了问题：
第一条是技术革命开辟新赛道，绕开存量竞争。
上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革命，让年轻人逃离了老一代的岗位。
但现在的 AI 革命，只会流向巨头，普通人只能在巨头的版图里修修补补，创造不了普惠型新赛道，解决不了代际矛盾。
第二条是向外拓展，把内部竞争转移到海外。
欧美资本从欧美到日韩，再到中国，现在又去越南、印度，就是找青壮年占比高的地方。
年轻人也可以跟着资本出海，掌握一门外语，到海外找机会。
第三条是硬熬，等婴儿潮世代老去，资源释放。
日本失去的 30 年，就是靠硬熬，等团块世代离世，资产回流。
但现在老人寿命长，年轻人可能熬不过。
第四条是宏观危机，比如战争，推倒旧规则。
但这涉及地缘政治，篇幅太大，以后再谈。
落实到个人，有三点建议：
第一，别接不良资产。
房产是典型的不良资产，老一代离世后，会有大量房产流入市场，叠加年轻人低婚育意愿，房价会下行。
现在不是接盘的时候，别当代际转换的接盘侠。
第二，理财要避险。新旧时代交替，经济大概率通缩或滞胀，股市、风投风险高，要增加现金储备，压缩非必要消费。
第三，抛弃旧思维。以前靠大项目赚大钱，现在要小步试错，深耕垂直赛道，小钱也得挣。
还要拓展全球视野，中国已经走完初级阶段，年轻人可以走出去，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那样，换个环境找机会。
最后，别被自己的决心困住，世界足够大，新舞台遍布全球。
只要方向对，肯努力，路会自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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