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秋收起义伊始，毛主席在部队中就是一个“书生”形象。他作为特派员，主要职责是督管军队，而在指挥作战方面，则完全倚重总指挥卢德铭。当时大部分官兵都认为这位“毛委员”不懂军事，包括毛主席自己一度也这么认为。秋收起义的队伍中，多是黄埔子弟和北伐名将，就他一个湖南师范生，只读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实战经验为零，领兵打仗自然轮不上他。

但起义之后险象环生，先是攻打长沙失利，后是卢德铭牺牲，代理总指挥余洒度又因悲观动摇，擅自脱离队伍，起义部队一度仅剩下数百残兵败将。直到此时，毛主席依旧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持谨慎态度。直到1927年的茶陵事件，红一团团长陈浩叛变，敌人又趁势偷袭井冈山腹地，内忧外困之下，毛主席来不及指派新的军事干部，只能自己亲自披挂上阵。

而这一次被“逼出来”的战斗，却成为了毛主席军事生涯最惊艳的开篇。

在卢德铭牺牲，余洒度出走后，毛主席还并未有过接管“军权”的打算，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部队中威望还不够，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自己并非军校科班出身，认为指挥打仗还是得靠专业的军事人才。

三湾改编时，秋收起义的部队整编为红一团，毛主席选用的团营级军官，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而在这群青年将才之中，毛主席起初最看好的便是担任团长的陈浩。

陈浩是黄埔一期，有勇有谋，胆识出众。秋收起义后，是他力排众议，支持毛主席转战井冈山的决策。在收编袁文才和王佐等绿林的过程中，毛主席曾单刀赴会前往谈判，也是陈浩佩戴双枪全程护卫。

毛主席对陈浩寄予厚望，视其为军事上的左膀右臂。但谁又想到，就是这样一位英雄般的战将，最后居然会误入歧途。直到十年后的延安，毛主席对此仍是耿耿于怀，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他曾不无遗憾地说：

“秋收起义后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可惜后来他也叛变了。”

陈浩的叛变并非处心积虑，而是有一定的突然性。

1927年底，毛主席决定趁着地方军阀混战之际，派陈浩率部攻打茶陵县城。陈浩也是不负众望，以极小的代价智取茶陵，为红军夺得一块难得的休整之地。然而也正是在这座相对繁华的小县城中，精神突然松懈下来的陈浩，逐渐开始沉浸在贪图享乐的生活当中。

他和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营长黄子吉等人天天打麻将。时间一长，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强取豪夺商铺财物，还把地方劣绅的丫鬟当作“战利品”赏给属下，搞得茶陵百姓怨声载道。

在得知陈浩的一系列恶行后，毛主席也是恨铁不成钢，写信严厉批评他不思进取，必须立即纠正。但这封信非但没有唤醒陈浩，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为了保住眼前的富贵生活，陈浩与徐恕等人商量，企图拉走部队，投靠湖南军阀方鼎英。

紧要关头，得知消息的毛主席当机立断，亲自带领一个警卫班连夜追赶红一团。他以不容置疑的威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巧设“鸿门宴”，将陈浩、徐恕、韩昌剑、黄子吉四名主谋一举拿下 。

然而在惩处叛徒，解决危机之后，毛主席的忧虑却并未减少。当时井冈山红军有两个团，一团在经历陈浩事件后，一下折损四员主将，元气大伤。二团是井冈山绿林改编而来的部队，战斗力也尚未成型。

自秋收起义后，红军已经接连更换了三任总指挥。如今毛主席再想选出一位新的总指挥，却苦于没有合适人选。一团新任团长张子清，曾在黄埔长沙分校担任过教官，能力出众，但军中威望尚需时日建立。二团团长袁文才，游击经验丰富，但正规作战能力和组织纪律性又稍显不足。

张子清和袁文才，都是只能管理好自己这一团人马，却无法让另一团信服。黄埔系和绿林系，本就存在天然的隔阂，唯一能使两边都心甘情愿服从指挥的，唯有毛主席一人而已。

陈浩不叛，毛主席或许不会那么早接触军事。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更是直接把毛主席推上了总指挥的岗位。

在陈浩事件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28年的2月，噩耗再次传来。就当毛主席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际，江西军阀朱培德突然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当时敌军兵分两路：

一路以赣军27师79团和81 团进攻万安，进逼遂川；

一路以79团独立营并宁冈地方靖卫团，抢占宁冈新城。

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而新城则是宁冈县城的所在地，此地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朱培德抢占新城，就是想在红军的腹地钉上一颗钉子，然后以此为据点稳步推进。

一面是强敌逼近，一面是根据地腹地失守，毛主席当即收拢两个团的部队，撤离遂川，急行军赶往茅坪，准备寻机夺回新城，并消灭来犯之地。

这是毛主席首次独立指挥作战，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三难的局面：

其一，新城坚固，强攻不易。

新城城墙高二丈有余，厚达一丈，历经修葺，已成一座坚固的小型堡垒，设有四座城楼和密布的城堞，易守难攻。而红军当时缺乏重型攻坚武器，又是仓促集结、长途奔袭而来，以疲惫之师仰攻坚城，极易陷入被动。

其二，守敌精锐，防范万全。

驻守新城的是赣军79团独立营，营长王国政是赣军名将王均的侄儿，因此该营装备均属高配，官兵训练有素，加之有宁冈县长张开阳率领的靖卫团，熟悉地形民情，与之作战实属不易。

其三，战机稍纵，腹背受敌。

攻打新城必须速战速决，一旦进攻遂川的敌军主力察觉红军回师，必然会挥师追击，对红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届时，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红军恐遭大难。

初次用兵就是面临绝境，毛主席的压力可想而知。

井冈山时期的毛主席，在战略战术的设计上从不主张猛冲猛打。考虑到贸然攻城必然伤亡很大，于是在率部赶回的途中，毛主席想到了一出疑兵之计。他让地方赤卫队发动百姓，趁着夜色赶到新城城下，点燃鞭炮桶装作枪声，并高声喊杀，制造出红军主力攻城的假象。

熟睡中的敌营长王国政骤然惊醒 ，急忙登城察看。夜幕中，只见城外火光闪烁，人影幢幢，杀声震天，也不知来了多少红军。王国政招呼官兵迅速登上城墙防守，但等待许久，又不见红军攻城。就这样，敌人一日数惊，坐卧不安，官兵疲劳，士气低落。等到王国政发现城外只有少数赤卫队，气急败坏，当即命令守军不需在做应对，新城防御就此松懈。

充分发动群众，善用游击战术，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仅用少数赤卫队，就彻底搅乱了新城的防御。

就当新城守军毫无察觉之际，红军主力已经悄然兵临城下。

1928年2月17日，毛主席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作战会议。根据新城东南北三面环山，西面平坦低洼的地形特点，毛主席提出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即“集中兵力、围三阙一、开门打狗”。

“围师必阙”正是《孙子兵法》中的经典战术。

具体部署为：

主攻（东门）：由红一团一营担任，埋伏于东门外，作为攻城主力。

助攻（南门）：由红一团三营一部担任，埋伏于南门外，负责佯攻和策应。

堵击（北门）：由红一团第二营和教导队占领北门外的制高点，阻断敌人向北突围的可能。

伏击（西门）：由红二团一营埋伏在西门外盘山小路的两侧，担任伏击，准备歼灭出逃之敌。

西门的口袋阵，是此战的重中之重。为此，毛主席特意叮嘱红二团团长袁文才，让他只需用少量火力袭扰，切勿过早暴露主力。然后又命令二团务必设置三道包围圈：头道埋伏在西门外街上；第二道设在西门外田垅里的横竹梗小河旁；第三道埋伏在露下村屋背的树林里。

毛主席熟读《三国演义》，书中讲到的荆州之战，吕蒙就是围困关羽于麦城。后来为了活捉关羽，吕蒙也是围三缺一，设置了三道伏击圈，第一道让5000精兵不可与敌，只可随后掩杀，只将关羽逼往山林小路。第二道五百精兵，再杀一阵。第三道是待到关羽困马乏之时，仅用数人便可一举破敌擒将。

长征之时，常有人说毛主席是按照《三国演义》打仗。对此，主席并不否认，并说《三国演义》中蕴含兵法奥妙，拿来打胜仗又有何不可？

此外，为了确保战斗万无一失。毛主席还设置了多重保险。他再次运用心理战，以少数兵力在东、南、北山岗布设疑阵，山上插满红旗，用稻草人穿上军装立于山头，营造出重兵围城的巨大声势，意在摧垮敌人意志，逼其弃城而逃。而在井冈山，则有王佐率领红二团二营镇守，负责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

战略上，毛主席已然做到了最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部队军心浮动严重，官兵们虽然敬爱“毛委员”，但是在没有卢德铭和陈浩这些黄埔生挑大梁的情况下，他们也害怕打不了胜仗。

为此，毛主席特意在茅坪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他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指出这一仗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并说：

“敌人虽然枪多弹足、装备齐全，但人心涣散。我们呢？虽然武器质量差，弹药又少，但是有广大群众参战，至少是具有五、六倍于敌的绝对优势。所以，我们军民齐心合力，就一定可以获得全胜。”

以往打仗，都是长官下命令，战士只管服从。但毛主席用兵却截然不同，他不仅会告诉官兵们怎么打，还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告诉他们打了就会赢，保证部队斗志昂扬。

原本两个团攻城，兵力严重不足。但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井冈山一带前来相助的赤卫队和百姓，高达千余人，足够将新城包围起来。

红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离新城不远的旗山岭上，毛主席就在这里俯视全城，指挥战斗。

2月18日拂晓，战斗正式展开。

此时的王国政并不知道新城已经被包围，他照例让部队分批次，到南门外的巽峰书院操场上出操。就当敌人解下弹袋、架起枪支、喊着口令走出几丈远做徒手操时，埋伏在四周的红一团两个连突然开火，当即歼敌数十人。

南门外的枪声一响，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团一营立即抢攻城墙。但因为缺乏重武器，攻城作战并不顺利。毛主席登高观战，立即传令让一营实施用火攻，又将进攻北门的三营改为佯攻，抽调两挺机枪到东门援战。

参战群众运来稻草和柴茅，泼上煤油点火。熊熊的烈火卷起冲天浓烟，熏得城墙上的敌人无法立足。与此同时，一营一个排在城外一幢民房，揭掉椽皮，利用高度，集中四挺机枪扫射城头。战士们顶着沾湿的棉絮，踏着云梯爬越城墙。

守军哪里见过这种打法，冒头就挨枪，低头又被烟熏火烤，一点办法都没有。王国政一面派人到永新求救，结果报信的人一出西门，即被红军擒获。见援军不到，新城也无法守住，王国政无奈之下只得决定弃城逃命。

东门、南门相继攻破后，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王国政仓皇打开北门，被猛烈的火力打得寸步难行，只好旋即退回，转向火力较弱的西门逃窜。

西门外是一片低洼的水田，水田尽头是块小高地，小高地两侧又是茂密的树林。埋伏在小高地和树林里的红二团战士守株待兔，待敌人狼狈经过时，三挺重机枪同时开火，一扫一片。敌人遭遇埋伏，妄图再次逃回城里，又被追出来的一团逼住，成了无处可逃的瓮中之鳖。

占据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又是两面夹击，红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在“只打官长，不打士兵”的喊杀声中，敌军完全溃散，敌营长王国政绝望之下饮弹自尽。县长张开阳沿着河边逃窜，结果被一位赤卫队队长生擒，不久之后也被惩处。

下午三点，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次战斗消灭赣军一个正规营及一个靖卫团，共歼敌 380 人，俘虏 100 余人。这也是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不仅夺取了宁冈全县，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还彻底挫败了赣军的围剿，使其畏惧红军如虎。

新城战斗中，毛主席对战略战术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此外，他还提出优待俘虏的策略，被俘的官兵在经过教育、治疗后可自由选择留下或是离开。留下的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离开的开欢送会并发放路费。

此举在敌人内部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当时就断言：

“国军危矣，以后将会十分尴尬，十二分被动。”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依靠着井冈山，毛主席不断发展和扩大根据地，红军队伍迅速扩充。在应对敌人的数次围剿时，毛主席已然成竹在胸，不断精进自己的军事思想，百战百胜，无所不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