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我坐在台下，是个小记者。

任总上台，灰色西装，贵州口音。有人问“你们是不是抄袭了思科的代码”，他顿了一下，说：“华为做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一页一页写出来的。”

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六个字：有魄力，有毅力，能成。

23年后，我后台搜“华为”，1135条。从“寻找华为LOGO”到“CloudRobo公共底座”，一条没断过。

风尚中国18年了。这篇《在场》，写的就是这23年——从台下到台上，从一张最小的牌，到唯一站着的那张。

有点长。但如果你也曾在某个台下坐过，你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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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3年思科诉华为发布会

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

我坐在台下。

那时候我在《计算机世界》做小记者，负责西南区域。说是“负责”，其实就是一个人扛着记者证和商务名片，在成都、重庆、云南、贵州和北京之间跑。发布会那天，我提前到了会场，找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不靠前，不靠后，刚好是举着手能被看见、但不会被点名的那种距离。

这个距离是我自己算过的。太靠前，领导不喜欢，觉得你抢镜头。太靠后，话筒传不到你那儿，白来一趟。中间偏后三排，是小记者的黄金座位。我坐了很多年。

任总上台了。个子不高，灰色西装，说话带着贵州口音。

镇宁的口音。

我听得出来。我老家泸州方山脚下，离镇宁不过三百来公里。贵州和四川交界那一带，口音是混着的，你分不清他是贵州人还是四川人。他站在台上，我坐在台下，三百公里的距离，缩成了一个发布会的距离。

他不是那种一上台就气场全开的人。他站在那儿，先看了一眼台下，像是在找什么人，又像是什么都没找。然后他开口了。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侵权”的问题，语气很冲。那个提问的人我后来知道，是一个美国记者，代表的不是他个人，是整个西方IT产业对华为的态度。问题里没有“请问”，没有“据悉”，上来就是“你们是不是抄袭了思科的代码”。

任总听完，顿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如果你在玩手机，你不会注意到。但我注意到了。因为我那天没带手机，我在记笔记。那个停顿落在我的笔尖上，我的笔停了一秒。

然后他说：

“华为做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一页一页写出来的。”

台下安静了一瞬。不是那种被震慑的安静，是那种“这句话值得想一想”的安静。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六个字：

有魄力，有毅力，能成。

发布会结束，群访。我举着手，等了很久。那种等待是有体感的——手臂酸了，但不能放下，因为你一放下，别人就会觉得你不想问了。话筒传了几轮，终于递到我这排。我站起来，问了一个关于“华为3Com合资”的问题。

任总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不是那种“我记住你了”的眼神，是那种“这个问题不归我管”的眼神。他说：“这个问题让徐直军回答。”然后就转到下一个问题了。

我没有递名片。他也没有问我是谁。

那是我离他最近的一次。后来23年里，我坐在台下看他了无数次——行业峰会、新品发布、圆桌论坛——但再也没有离他更近过。

三百公里。我从泸州方山脚下出发，到成都，再到深圳。他从镇宁出发，到深圳，再到全世界。我们的起点，其实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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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张牌桌上，34张牌。33张翻了。

那场发布会之后，我继续在西南区域跑业务。

《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中国IT第一大媒体。2003年，广告收入就四到五个亿。旗下十余种平面媒体，读者数据库——28年积累，百万级。我负责西南区域——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政府线、企业线、高校线，三条线全部打通。

2003年，那份报纸单期发行量稳定在20万份以上，读者规模超百万，全年营收突破2亿元——广告占八成，IBM、英特尔、戴尔、微软、惠普、联想、方正，家家都是千万级的年框体量——印象最深的是戴尔，基本每期都是封底或拉封；其次是英特尔，也常年占着好位置。思科也是集团大客户，应该也不太少。在那个纸媒的黄金年代，这组数字不叫头部，叫统治级。

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们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服务的客户里，有四川移动、四川电信、成飞集团、30所、武警、军队——它们是"需求端"，每年有大量的通信和信息化采购。服务的客户里，还有华为——它是"供给端"，有网络系统、有卫星电话、有企业解决方案。计算机世界搭台，我们负责把两边的人拉到一起。不是销售，不是代理，不是中介，是"通道"——一条让供给端和需求端能看见彼此的通道。

那些年攒的局，不只是吃饭、递名片。是在让华为的产品，遇见那些需要它的人。

当时计算机世界每年有一到两次政企或高校的信息化合作论坛。场地一般在喜来登、锦江宾馆，或锦江对面的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那几年刚开业的新酒店。参会的人都是负责信息化建设的——信息中心主任、处长、科长、总工。华为的展位、演讲、圆桌对话，就安排在那些论坛里。论坛前后，我们会带华为的人去拜访一些参过会的负责人。不是每次都约得到，也不是每次都有结果。但一年一到两次，持续几年，总有一些人记住了华为，也记住了《计算机世界》。

此外，还有"西南信息新产业年会"——那是真正的大场面，川、渝、云、贵四省一市的CEO、CIO们几乎都会出席。从首届一直办到最后，我们都在场。除了这些区域级的平台，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百万中小企业信息化工程"、信产部指导的"企业信息化九州行"，整个西南片区的落地执行，都是我们在操盘。集团在北京办的"中国IT两会"，我们也曾带着西南的政企客户去北京参会。论坛也好，年会也好，CEO、CIO俱乐部也好，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搭台，把人聚到一起，让他们聊过，顺便代表《计算机世界》给他们颁过奖。至于聊完之后能不能碰撞出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后来再去，门就没那么难敲了。不是因为我是谁，是因为计算机世界这个平台办了那些论坛，那些人来过，看过，聊过。华为的人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头介绍自己了。

具体是哪个学校、哪次论坛、哪个人说了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路是通的，门是开着的。

我手上的客户名单，是一张牌桌。

那几年我经常想一个画面：一张绿色的牌桌，周围坐满了人。每个人面前堆着筹码，筹码上写着公司的名字。谁的筹码多，谁就坐得靠前。谁的筹码少，谁就坐在角落里，等着别人翻牌。

国际牌：IBM、英特尔、戴尔、EMC、微软、惠普、思科、诺基亚、爱立信、Oracle、SAP、阿尔卡特、北电——13张。

国内牌：联想、方正、东软、用友、金蝶、浪潮、神州数码、迈普、宝德、国腾——11张。

还有几张贴在边上的：赛门铁克、尼康、富士、CA、天网安、深信服、金算盘、天融信——8张。

还有一张3Com——它太特殊了，既是客户，又是华为的合资伙伴，还是思科的死对头。

华为不在那张名单里。连前20都进不了，千万级广告投放都没有。

一共34张牌。33张翻了，只有最小的那一张，活成了最大的。

但在2003年，没有人会这么想。

那时候华为只是我们一个小客户。说"客户"都抬举了——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需要我们帮忙做地面配套的品牌。它要进政府，要见企业，要进高校，要落地活动。这些事，大客户有专人对接，不用我们操心。华为没有。所以这些事，落到了我们头上。

我们顺手帮它做。

70多个局委办，从省厅到市局，我们带他们跑过。不是一次两次，是反复跑。去得多了，门自然就熟了。很多时候，不是认我们某个人，而是认《计算机世界》这块牌子。先把路铺好，等他们再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

成飞、天奥、迈普——迈普的花欣，那些年见面的次数连我们自己都数不清了——国腾、川大智胜，以及西南几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从长虹、攀钢，到科伦制药、泸州老窖……记得都曾让他们相互见过面。聊过。应该还不止一次。

我们只是做了本分的工作。

电子科大、川大、重庆大学、西南交大——高校这条线，我们也带他们走过。高校和政府、企业不一样。政府看关系，企业看业务，但高校只看东西。你东西好，教授认可，学生用着顺手，这条线自然就通了；东西不好，关系再硬也没用。我们负责把门推开，把技术摆在他们面前，至于教授们认不认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512那天我站在成都街头，看着华为的工程师在灾区抢修通信。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当年铺的那些路，不是为了"做成生意"，是为了让"能解决问题的人"和"需要解决问题的人"相遇。那条通道不是交易通道，是信任通道。

我在计算机世界的六年，和后来的十八年，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值得被信任的东西，遇见值得拥有它的人。

这就是"在场"的另一种含义。不是坐在台下看见，是站在中间，让事情发生。

而那张牌桌上，34张牌。33张翻了。只有最小的那一张，活成了最大的。

那是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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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星级酒店、郎永淳

在《计算机世界》那几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是我们主办的活动，会场必定落在五星级酒店。

这不是铺张，是匹配。2003年，那份报纸单期发行量稳定在20万份以上，读者规模超百万，全年营收突破2亿元——广告占八成，IBM、戴尔、微软，家家都是千万级的年框体量——思科也是集团大客户，应该也不太少。在那个纸媒的黄金年代，这组数字不叫头部，叫统治级。

我入职时，正赶上集团“中国IT两会”的巅峰期。我当时在西南区，每年年底大会期间进京支援秘书处，负责全国各地政府信息主管、企业CIO的接待工作——接机、签到、食宿、会场引导，全程跟进。郎永淳、陈伟鸿的主持稿对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说起来，郎永淳还算是我们半个自己人。他夫人吴萍，当年就在我们《计算机世界》报社，从普通编辑一路做到了主编、杂志社执行总编辑。那会儿郎永淳还在央视播《新闻30分》，下班之后经常骑着单车从台里往报社跑，接吴萍下班，两个人在报社楼下的路边摊吃碗热馄饨，再一起骑车回家。后来吴萍2010年查出乳腺癌，郎永淳为了陪她治病，一步步从央视离开，后来两人还合著了《爱，永纯》。

合作多了之后，我是真心佩服他。他只比我大四岁，但大会现场串词临时调整，稿子递过去，他匆匆扫一遍，然后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上台一字不差地顺下来，连停顿和语气都卡得刚刚好——那是近十年直播磨出来的肌肉记忆。报社里的老同事都看着他和吴萍从校园恋人一路走过来，谁也没想到后来会经历那么多波折。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各自在不同的赛道往前走，但当年攒下的那点老交情，一直都在。

台上坐着部委领导，台下坐着产业巨头，主持人是郎永淳——那几年的“中国IT两会”，规格已经远远超出了IT圈本身。

不过那只是每年年底一趟。去北京的次数其实不算少——大会、集团会议、陪大客户的活动，一年总得跑好几趟。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扎在西南：局委办、国企、平台，才是我的日常。

跑得越久，越清醒地意识到：人家跟我推心置腹，不是冲着我阿荣，而是冲着《计算机世界》这块牌子。而这牌子背后，是20万份发行量、2亿元年营收，以及IBM、戴尔、微软、思科用千万级年框垒出来的行业信仰。

背靠信产部的官方背书和IDG的全球资源，这份报纸精准覆盖全国信息产业的核心决策人群。

在那片江湖，牌子就是通行证，而我，就是那个拿着通行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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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搭台、西南信息产业年会

2003年12月，我们在后子门喜来登办了第一届西南市场信息产业年会。那是集团首次在西南落地的高规格产业年会。喜来登紧邻着当年的市政府，交通方便，规格也够。

那天，信产部领导莅临做了主题报告，市信息办主任现场发布了成都未来三年的信息产业建设规划。部里有领导来了，市里自然有。云、贵、川、藏、渝四省一市的信息产业主管领导，第一次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了高峰对话。

也就是在那届年会上，我们首次给西南的区域经理、渠道商和商用案例颁了奖。

后来，也有例外。比如2006年的西南信息产业年会，我们就放在了电子科大沙河校区，进门右手边的逸夫楼报告厅。

那是一场分量极重的盛会。背靠信产部的官方背书，台下坐满了西南各地的政企CIO、各省市经委的代表，还有思科、华为、微软等头部厂商的高管。大家聊的，全是当年最硬核的议题：中小企业信息化、开源软件落地、西部数字基建……刚好是我那些年跑信产部、跑中小企业局时，天天在推的业务线。

那天没有红油赤酱的兔头，也没有五星级的包间。但在那个充满学术气息的报告厅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整个西部信息产业圈的交流氛围，正处在最活跃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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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软洽会、 兔头局

那几年，每年软洽会期间，晚上都是我安排夜宵。

软洽会——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每年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办。白天是论坛、是演讲、是签约，晚上才是真正的战场。

白天在台上讲话的人，到了晚上，领带一松，袖子一卷，坐在塑料凳上啃兔头。你在台上看到的是“产业领袖”，在台下看到的是“饿了的人”。这两个形象之间的距离，就是软洽会夜宵的意义。

凌晨1点，世纪城洲际酒店的包间。

国内软件圈排头的几位大佬，还有微软、IBM、思科的高管，基本都到齐了。白天，他们坐在台上讲“ERP”、讲“SaaS”、讲“生态链”，西装革履，字正腔圆。到了晚上，没人再提这些词了。

双流老妈兔头，成都特产。

100只兔头上桌，红油赤酱，堆成小山。

我订的。每次都是我订的。不是大方，是算过账的——100只兔头，加啤酒，加几个凉菜，一桌不超过800块。但这桌人的身家加起来，能买下整个世纪城。

风卷残云。不够，再来100只。

有老板一边啃一边说，这兔头比白天那个演讲带劲；有平时斯文的高管，不怎么能吃辣，但每次都忍不住，吃一个，喝半杯水，再吃一个。

微软的VP坐在角落，两只手抓着骨头，啃得满嘴是油。他旁边的翻译小声问：“他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兔头，成都特产。”

翻译转述完，VP点点头，又抓了一个。

那天晚上最安静的，是华为的人。

他们也在那张桌上。但他们从不坐主位，从不主动发言。别人在聊架构、聊生态、聊明年的预算，他们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句话。不抢话，不插话，就是听。

有人问一句“华为最近怎么样”，他们就笑笑：

“还在追。”

就两个字。不多说。不解释。不辩护。就是“还在追”。

那几年，华为一直“在追”。追思科，追爱立信，追那些坐在同一张桌上啃兔头的人。那张桌上的人，当时没有一个觉得它追得上。IBM觉得它是个低端玩家，思科觉得它是个抄袭者，微软觉得它连桌面都上不了。

23年后，那张桌上的人大部分已经不在舞台中央了。有些公司倒了——北电没了，阿尔卡特被收购了，3Com也没了。有些缩了——戴尔私有化了，HP拆分了，EMC被戴尔吃了。有些卖了——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后来微软也不要了。

只有那个当年坐在角落里啃兔头的——成了唯一站着的那张牌。

我有时候想，如果2003年那张桌上有人多问一句“华为到底在追什么”，也许后来的故事会不一样。但没有人问。大家都在啃兔头，没人在意角落里那个不说话的人。

这就是“在场”的意思。你在场，但你不一定被看见。你被看见了，但你不一定被记住。你被记住了，但你不一定被理解。

23年后，回头看那张桌子，我才明白：不是华为追上了他们，是他们根本没把华为当对手。而华为，从来没把他们当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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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承东、赵明发布会

后来，我见过另一些人。

余承东的发布会，我参加过。他第一次在台上说“遥遥领先”的时候，我坐在台下，觉得蛮好玩。后来听多了，觉得不但好玩，还有用——他喊的那些东西，后来真的做出来了。不是口号喊得响，是话说完之后，产品一件一件跟上来了。那句口号后来被任正非叫停了。但那个姿态，我已经看见了。

赵明的发布会，我也参加过。他和余承东不一样。余承东是往外推的，赵明是往里收的。同样是站在台上讲产品，余承东讲的是“我们做到了什么”，赵明讲的是“这个产品能帮你做什么”。后来赵明去了荣耀，我参加过荣耀的发布会，发现他还是那个风格——不张扬，不抢话，把事情讲清楚就行。

我坐在台下，不只是在听他们在说什么，也是在看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余承东喊“遥遥领先”的时候，他站在华为终端冲锋的位置上。赵明讲产品的时候，他站在需要让用户听明白的位置上。任正非叫停“遥遥领先”的时候，他站在更高一层的位置上。

我见过他们三个，坐在同一个企业的不同台阶上，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同一群人。

后来我回头看——2003年我坐在台下看任正非的时候，华为还在追。2008年之后，华为开始追上了。到余承东站在台上喊“遥遥领先”的时候，华为已经不追了。追的人，和已经追上的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赵明是另一种——他不是在喊，是在做。他不需要喊，他把事情做出来，然后慢慢讲给你听。两种方式，两种风格，在同一家公司里同时存在，各自走各自的路。

我见过他们所有人，坐在台下，在不同的年份里，听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说话。这就是我在场的方式——不是只听一个人，是听所有人；不是只看一家公司，是看它怎么从一种说话方式，过渡到另一种说话方式。

后来，我很少参加发布会了。

但荣耀的发布会，我参加过。有一次在上海，具体哪年记不太清了，后来翻微信才确认是2023年9月19日，上海1862老船厂，荣耀V Purse科技时尚大秀。赵明站在台上，还是那种风格——不张扬，不抢话，把东西讲清楚就行。我从台下看着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华为的发布会上第一次见他，那时候他还在余承东身边，话更少，站得更靠后。后来他去了荣耀，站到了台中央，说话的方式没怎么变，只是位置变了。

那场发布会是荣耀很早就邀请的，我正好也要去上海，就去了。当时还准备顺便拜访H COUTURE高定屋——风尚中国和它合作过几次。他们的PR经理是之前郭培高定的PR经理，也是老熟人。

后台还有那晚的稿子，22:40发的，编辑署名“阿荣”。微信视频号里也有一条记录，照片也还在。

那场发布会有点特殊，媒体很多。杨洋也来了，还用了好几个外模，台上一溜人——上海就是这样，样盘齐全。不是回来写的，是现场发的，应该不止一篇。

当时觉得，那不像一场手机发布会，更像一场时尚秀。台上讲的那些参数，后来都没记住。记住的是整场活动的调性——它在回答“荣耀是谁”，而不是“这款手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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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8年人事地震、512

2008年，我在《计算机世界》的最后一个完整年。

那年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集团人事地震。

九如淡出，金羽中接任。九如这个人，低调。不常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在圈内的分量，比任何一个站在台上演讲的人都重。他采访过比尔·盖茨、郭士纳、乔布斯、迈克尔·戴尔。这些名字，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人物。九如跟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问的问题，不是记者问的那种问题，是同行问的那种问题。

我跟九如不算熟，但他深刻影响了我。不是教了我什么具体的东西，是让我看到了一种做事的方式——不追热点，不抢头条，不急着被看见。你把事情做扎实了，时间会替你说话。

九如个不高，也不魁梧。金羽中高，也魁梧。两人站一块，九如就显得“那个多了”。那个“多”，不是身材，是密度。有些人站在那儿，你觉得他占的空间比实际大。九如就是那种人。

2008年初，九如走了。集团地震。一层一层地震，从总部震到分社，从分社震到个人。我躲过了。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是因为我当时在西南，离震中远。但远不代表安全——你不知道下一波震到哪里。

于立娟是我姐。这行里叫她“姐”的人很多，不是因为她年纪大，是因为她扛事。祝福来，电话里喊我“老孙”那个，哈哈，其实那会我才刚三十出头，他都快半百了。他喊我“老孙”，我喊他“祝总”，各叫各的，谁也不让谁。

第二件，5月12日。

我在成都。大地震。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两点二十八分，整栋楼开始晃。

不是左右晃，是上下晃。像有人在楼底下抬着整栋楼，往上颠了一下。我站起来，扶着桌子，看到窗外对面那栋楼像波浪一样摆动。玻璃碎了，碎片往下掉，但没有声音——地震的时候，声音是滞后的，你先看到，后听到。

后来我走到街上。

成都的街道，平时这个时候应该是堵车的。但那天没有车。所有人都站在路边，或者蹲在路边。有人哭，有人打电话，有人只是坐着发呆。

我站在那儿，忽然在想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地震才有的。但地震让它变得具体了。你平时可以不想这个问题，因为日子在推着你走。但地震那天，日子停了。所有人都停了。你不得不站在那里，面对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花在值得的事情上。

什么是值得的？我当时不知道。但我知道什么是不值得的——不值得的事情，是那些你做了也不会留下痕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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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父亲的8200块、以及那块希捷硬盘

那年，我从父亲的储蓄卡里取出全部余额——8200元。

父亲是泸州方山脚下的小乡村的农民，还是远近有点名气的裁缝。1985年左右，我十来岁就穿他做的定制西装，两粒扣，合身。站在成都理工地质博物馆前，和同学拍了那张合影。

老父亲话不多。只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我。偶尔拿个橘子过来，轻轻地放下。那份“在”，比任何语言都重。

后来他不在了。我把他安葬在“家的位置”，坟前种了两株桂花树。

8200。不是8万2，不是82万。是8200。

一个泸州方山脚下的农民，几十年的积攒。全部取出来给了儿子。

那个动作里包含的信息只有一个：信任。

他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不知道风尚中国是什么，不知道我要拿这笔钱去干什么。他只是把存折递给我，说：“你在外面做事，要用钱就拿去。”

我在2008年取这笔钱的时候，面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打开那块希捷硬盘。

那块硬盘里封存着什么？软洽会的名单，带手机号的那种。计算机世界当年发行的百万级读者数据。成飞的信息负责人徐工，天奥的X工甚至一把手，成都武警黄金部队的一把手。70多个局委办的联系人，从省厅到市局。那份名单，以及九州行等等活动的政府企业CIO数据——足可轻松换来成都当时一套三居，不过二三十万的样子。

数据就是钱。这句话在2008年，比任何时候都真。

第二个选择：用父亲的8200块。

我选了第二个。

我把那块硬盘收进了一个老式名片夹里。没有压在“风尚中国”的办公桌玻璃下，就收进名片夹，没有再用过。

职业经理人，姑且算吧——操守比什么都重要。那些大厂反腐的新闻我看过。可能我没那个机会吧。但我没再打开过那块硬盘。

2008年我也没钱。但我没有打开那块硬盘。

不是因为我高尚。是因为我算过一笔账：硬盘里的东西，卖一次就没了。8200块，花完了可以再赚。但名声这个东西，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所以2008年，我从老父亲储蓄卡里取出8200块积蓄的时候，我选了那张卡，没选那块硬盘。

这不是一个道德故事。这是一个算账的故事。只不过，账不是用钱算的，是用时间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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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风尚中国上线、80平安居房办公室

2008年，风尚中国上线了。但那时我还是兼职。

白天在《计算机世界》开会、对接客户，晚上回到那间80平的安居房里写稿。

办公室是家对面租的安居房，电脑摆进客厅，锅碗放进厨房。那个位置我选了很久——不是因为租金便宜，是因为离家近。晚上写稿写到两三点，走五分钟就能回家睡觉。早上八点起来，走五分钟就能到办公室。这五分钟，在创业初期，比任何东西都值钱。

那时候风尚中国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想法。

想法很简单：中国IT产业这么大，每天发生这么多事，但没有一个媒体在认真做“深度记录”。大家都在追新闻，没人在做“底稿”。我想做那个做底稿的人。

上线不到半年，Google PR和百度PR到了6。这不是我买的，是内容换来的。2009年，每天数万IP。不是因为我会做流量，是因为我会做内容。那时候我还在《计算机世界》上班，白天跑客户，晚上写稿，一天睡四个小时。但那四个小时够了——年轻，扛得住。

2010年11月，腾讯和360火星撞地球，整个互联网人心惶惶。风尚中国和心食谱选择用合作回答“路在何方”——共建风尚美食频道（http://shipu.fengsung.com），由心食谱提供内容和技术。风尚中国的阿荣和心食谱的Alan，因为对行业和经济的共同判断，决定让时尚和美食来一场“浪漫约会”——吃出个性，吃出健康。

2014到2018年，垂直网站的“黄金时代”。一天最多发120条一手资讯。新浪、网易、搜狐、凤凰网、今日头条、百度百家的首页，每周都有风尚中国提供的内容。

golf.fengsung.com、xcar.fengsung.com——合建频道，子域名都在。shipu.fengsung.com（心食谱）——已关闭，子域名为证。泛泛高尔夫还承包了央视高尔夫，当年风尚中国的广告直接出现在央视网络直播画面。

CBS、搜房系是深度合作伙伴，内容、流量、活动全打通。中国时尚网是兄弟媒体，从很多年前就是。半壁江文学网是战略合作伙伴，至今仍在。上线一年不到，首页近200个高质量友情链接——新浪女性、凤凰搜藏、搜房、onlylady……等等，至今仍在。

18年。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几轮周期，也见证了中国消费升级的完整曲线。

有人问：坚持18年不累吗？我说：娱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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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后台1135条华为报道

有一条线始终没有断过。

2003年，我在《计算机世界》编华为的稿子。那时候编稿子不是因为华为重要，是因为它是我的客户之一，客户的新闻就是我的工作内容。就这么简单。

2008年，我在西南政企通道里帮华为做地面配套。那时候帮它做地面不是因为看好它，是因为它给了我活干，给了我钱，我就把活干好。也就这么简单。

2009年，风尚中国与爱卡汽车深度合作，开通“名车风尚”频道。那一年，风尚中国的内容从IT扩展到了汽车。但汽车不是主线，IT才是。华为在IT那条线上，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2012年8月13日，风尚中国出现第一条标题含“华为”的报道：《“寻找华为”LOGO遍及全球》。

那条稿子是华为公关部主动发来的。不是我约的，是他们发的。他们发了，我就发了。编辑：阿荣。

从那天起，华为的名字开始出现在风尚中国的后台里。一开始是一个月一两条，后来是一个月五六条，再后来是一周两三条。到了2020年前后，几乎每天都有。

2026年，后台搜索标题含“华为”的报道，共计1135条。

1135条。

这个数字是我前几天让COCO帮我跑的。她在后台搜了一下，把结果截图发给我。我看了一眼，没说话。

1135条，不是发稿量，是信任次数。

从2012到2026，14年，没断过。

当然，后台不带“华为”字眼的，很多，很多。那些文章，不只是在“报道华为”，而是在“和华为一起思考未来”——产业分析、趋势解读、技术科普、生态观察。1135是“信任的次数”。“很多，很多”是“信任的深度”。

风尚中国对华为的报道，从来不是“粉丝叙事”。不是因为华为好所以写华为，是因为华为值得写所以写华为。这两个逻辑，方向相反。

1135条里，有华为手机的，有华为云的，有华为终端的，有华为企业业务的，有华为芯片的，有华为操作系统的，有华为汽车的。每一条背后，都是我坐在电脑前想过的——这条值不值得发？发出去，读者能不能得到什么？

按产品线：2012-2026【表格形式】

2012.08，“寻找华为”LOGO全球传播——后台第一条，风尚中国记录华为的开始。

2014，Mate 7一机难求，高端破局。P6粉色试水女性，麦芒3牵手好声音。

2015全面加速：G7晨曦金半小时售罄，P8冲击4000+，麒麟950自研芯片，HUAWEI WATCH穿戴起步。

2017 MateBook三箭齐发进PC，2018 X Pro首销10分钟破千万，13定价4999真香入市。

2019 HarmonyOS发布，最大转折点。

2020 Mate Xs折叠屏，Watch 3落地，1+8+N成形。

2022 Mate Xs 2超轻薄外折，Mate 50北斗+XMAGE+昆仑玻璃，Pocket S小折叠。

2023年智界S7首发。2023 Mate 60 Pro卫星通话，非凡大师发布，GT 4三月发250万台。

2024 AI电脑Top1，鸿蒙设备超8亿。

2025 享界S9亮相时装周，智界R7刘亦菲代言。2025 Pura 90/Mate 80/XTs三折叠，鸿蒙6，浏览器3.8亿MAU，小艺全能。

2026 全球首个全流程具身智能平CloudRobo发布。

2026 问界M9领世加长版

2026 尊界S800 Grand Design典藏版 6月上市

2012到2026，14年，1135条。风尚中国坐在台下，一篇一篇发，一条一条看。

如果答案是“不值得”，我就不发。哪怕华为公关部发来了通稿，我也不发。

这就是风尚中国的铁律：不做通稿的搬运工，只做值得被记住的内容。

——上篇完——

阿荣 | 风尚中国创始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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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珠宝老炮，二十余年产业媒体人

不写通稿，不吹神话

只写那些我亲眼见过、经历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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