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听起来太过离谱，但确是正史记载，纵观史书，都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此人名为王树勋，扬州人氏，是个知识分子。早年间，他勤学苦读，一心想通过科举考取进士，跻身仕途。可不知是能力不济，还是时运不佳，考了多年始终名落孙山。科举的屡次失败让王树勋备受打击，后来他索性断了金榜题名的念想，不再应试。
放弃科举后，王树勋转而吃斋念佛，决意出家为僧。乾隆五十六年，他从扬州辗转至北京，在地藏庵剃度，正式成为一名官方登记在册的僧人。几年后，他前往广惠寺挂单，凭借手段渐渐在寺中站稳脚跟，最终竟坐上了住持的位置，成了广惠寺的一世之主。这广惠寺至今尚存，就在如今北京广安门内大街路北的老墙根儿一带，北京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探访一番。
讲故事之前，麻烦大家打开抖音精选APP，点击右下角的推荐大拇指按钮，帮我的作品获得更多曝光。王树勋的法号是明心，“明”指智慧光明，“心”为本源真心，取“明心见性”之意，这法号倒是颇有佛法意境。明心在佛法上颇为“有研究”——为何加引号？因为他的信徒极多，京师百姓都将他奉为大德高僧，商贾权贵也常跑到广惠寺向他请教、求答疑解惑。
更夸张的是，不少朝廷官员竟将明心奉为上师，比如翰林院编修庞氏、内阁学士金光悌、通政司副使蒋予蒲等人，都在寺中拜明心为师，受了他的戒，成了他的弟子信徒，这些官员对明心极为支持。乾隆五十九年，明心在广惠寺举办法会，朝中不少官员亲自到场，甚至身着僧衣僧帽登台念经，虔诚至极。
不出所料，法会进行到一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突然闯入，将在场众人悉数抓获。对朝廷而言，这绝非小事：官员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是儒家正统与朝廷威仪，堂堂朝廷命官跑到寺庙里扮僧人念经，不仅违背礼制，更有官僧勾结之嫌。尤其是乾隆皇帝，本就对官员结党、民间秘密集会极为敏感，明心办法会本就可疑，还聚集大批官员，说是探讨哲学，谁会相信？彼时白莲教作乱正盛，朝廷对此类集会本就严防死守，难免怀疑他们在暗中图谋不轨。
明心等人被抓后，惩处极为严厉：数位京官被罢官，明心挨了一顿板子，被勒令还俗，永不许再出家为僧，随后被遣送回扬州老家。自此，我们便不能再称他为明心，还是叫他王树勋吧。
嘉庆元年，朝廷派钦差依江阿到地方办差，途经扬州。依江阿素来吃斋信佛，经人引荐结识了王树勋，二人一见如故。王树勋接连数日为依江阿讲解佛法，听得依江阿如痴如醉，二人情谊迅速升温，成了至交好友。依江阿背景不一般，是和珅的亲信，靠着和珅的扶持，他平步青云，没两年就升任山东巡抚。
富贵之后，依江阿没忘这位好友，立刻派人将王树勋请到山东，聘他为自己的幕僚。别小瞧这幕僚之职，王树勋并非闲散差事，而是手握实权的师爷，依江阿对他极为重用，不少公文交由他草拟，诸多事务也让他协办。可王树勋办事能力堪忧，把不少事情搞得一团糟，甚至闹出人命，引得民怨沸腾。权力的滋味让他着迷，但师爷终究只是幕僚，对仕途毫无助益，王树勋并不满足。
后来，王树勋攒了些钱财，通过捐纳的方式买了个“州同”的官职，总算踏入了仕途。可州同只是个小官，王树勋一心想往上爬，奈何财力有限。依江阿见状，主动相助：“兄弟，你没钱，我来出；你有仕途梦，我来帮你。”他不仅一次性拿出三千两银子，还在官场上奔走，替王树勋募捐。官员们看在依江阿的面子上，纷纷出资，东河总督司马驹、署理济南知府陈廷杰、两江总督李奉翰等一众要员都在捐款名单上——说白了，身份不够的人，连给王树勋捐款的资格都没有。众多朝廷大员凑钱帮一个还俗和尚买官，堪称奇闻。
嘉庆四年，凑足银两的王树勋再次买官，这次他选了个有实权的职位，从州同升为通判。彼时买官并非违法之事，朝廷因镇压白莲教军费短缺，特意开放了捐官制度。但王树勋本无捐官资格：当年广惠寺法会被查，已是他的政治污点，属于被朝廷打击处理的人员，根本不许再入仕。可他人脉广博，又有依江阿保驾护航，通过隐瞒身份、虚报年龄、编造履历等手段，成功混上了通判之位，得偿所愿。
可刚上任没几天，变故突生——不是王树勋出了问题，而是依江阿倒台了。依江阿作为和珅亲信，在乾隆驾崩、嘉庆清算和珅时，本就难逃追责。他平日行事谨慎隐秘，嘉庆一时抓不到把柄，正为此苦恼，依江阿却自己送了上门：乾隆驾崩后，他写了一封公文给和珅，字里行间满是关切，说太上皇驾崩，深知和珅君臣相知、悲痛万分，叮嘱和珅保重身体。这封公文不知为何落到了嘉庆手中，嘉庆阅后勃然大怒，怒斥道：“依江阿平日不知有太上皇，今日不知有朕，心中唯有和珅一人，丧尽天良，莫此为甚！”
依江阿很快被革职拿办，流放新疆。难得的是，他对王树勋极为仗义，即便身陷囹圄、可通过揭发王树勋戴罪立功，也始终守口如瓶。王树勋也算得上情深义重，得知依江阿要被流放，亲自从山东送他至兰州，千里送君，情谊可见一斑。
送走依江阿后，王树勋决定投身军营寻找新出路。他虽买了通判之职，却只是个虚衔，需等朝廷考察合格、有空缺职位时才能补任，平日无所事事。于是他前往山西，投身陕甘总督松筠麾下效力。巧的是，松筠也信佛，与王树勋相谈甚欢，对他格外器重。
可军营不比官场，官场能混日子，军营要出头必须凭真本事。王树勋未必有真才实学，运气却好到离谱：当时陕甘地区白莲教作乱，清军剿匪屡屡受挫，王树勋到陕西后，闲来无事四处溜达，竟瞎猫碰上死耗子，遇上一支主动投降的白莲教队伍，白白捡了个招抚之功。松筠大喜过望，直呼“没看错人”，立刻向朝廷举荐，将他调往湖北任职。
嘉庆七年，王树勋正式就任湖北荆州府通判，此后凭借钻营，职位稳步提升，从通判到同知，最终竟坐上了湖北襄阳府知府的位置——谁能想到，一个被勒令还俗的和尚，靠着买官、造假，一路摸爬滚打，竟成了掌管一府政务的四品大员？
彼时王树勋的顶头上司是湖广总督马慧裕和湖北巡抚张映汉，二人对王树勋颇为反感，不仅不愿重用，还联名向朝廷上折，称“襄阳局势复杂、政务繁重，王知府虽勤勉，却能力不足，请朝廷另派贤能，将王知府调往别处任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二人大概率知晓王树勋的老底，想借此机会不动声色地将他调走，免得日后牵连自身。
就这样，王树勋被调回京师吏部待命。吏部表示会综合评估他的出身、履历与政绩，为他安排合适职位，随后将这项工作交给了都察院御史石承藻。这本是一场寻常的人事档案整理，可石承藻一查，竟将王树勋多年来隐瞒身份、伪造履历、买官钻营的全部罪行一一查清。石承藻当即上奏嘉庆皇帝，揭发此事。
嘉庆阅后怒不可遏，直呼“荒谬至极，古来未有之事”，当即下令立案查办。此案办得极快，五月初三王树勋被控制，五月初九便宣告结案。最终，王树勋被革去所有功名，流放黑龙江，去承受那冰天雪地的“大礼包”。一众曾经包庇、支持、提携王树勋的朝中与地方官员，也尽数被追责问责。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王树勋最终消失在黑龙江的茫茫风雪中。案子虽了，嘉庆皇帝却依旧怒气难消，甚至在谕旨中痛斥涉案官员“不知廉耻”。皇帝的愤怒，不止针对王树勋一人，更在于他明白：王树勋被流放了，可滋生这种人的土壤依旧存在。他不知道天下还有多少个“王树勋”，却未必意识到，这土壤恰恰是朝廷自身培育的。
捐官制度，古称“纳粟拜爵”，是古代封建社会中百姓通过捐钱、捐物换取官职的制度，早在秦代就已出现，汉明帝卖官鬻爵的故事也广为人知。但纵观历朝历代，唯有清朝将捐官制度系统化、正式化，甚至将其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之一。最严重时，大清六成官员都来自捐班。民间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对这一制度的辛辣讽刺。
乾隆曾坦言“纳捐授官，本非善政”，道光也直言“捐班之人，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行可知”。连皇帝都清楚这一制度的弊端，却始终无人能彻底根除——毕竟朝廷需要这笔财政收入填补亏空。王树勋，不过是清代腐朽官僚机器上一个偶然暴露的“错装齿轮”，当他被拆下丢弃时，机器的轰鸣从未停止，只会在喧嚣中换上另一个更不起眼的零件，继续缓慢而固执地驶向覆灭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