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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人间WEEKLY

编辑I人间WEEKLY

前言

2026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秋季例行祭祀的第一天，祭坛上再次出现“内阁总理大臣 高市早苗”名义的“真榊”祭品。这是她今年以来第四次向这座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神社献祭。

第二天，《环球时报》社评给出了一个在外交语境中极为罕见的定性：高市政权“越来越像个极端邪教”。

一个主权国家的现政府被邻国主流媒体用“邪教”来比喻，措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拆解的信号。它指向的不是某一次参拜，而是一套已经成型的运作方式：用仪式替代反思，用切香肠的方式突破禁区，再用封闭的话术把外部监督挡在门外。

“隔空拜鬼”的精算，与历史责任的工具化

高市向靖国神社献祭，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构。她本人不踏入神社，但“内阁总理大臣”的名号年年出现在祭品上；她不去现场承担外交后果，却由内阁成员和国会议长代为参拜、代为供奉。

2026年10月这一次，众议院议长森英介、参议院议长关口昌一以及多名阁僚同日献上了“真榊”，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还亲自参拜。

信号由首相发出，风险由他人分担。这不是虔诚，这是把历史符号当作政治杠杆来撬动右翼基本盘，同时把外交代价控制在“可否认”的范围内。

把这件事和她在历史认知上的前后矛盾放在一起看，逻辑就更清楚。高市过去长期否定“村山谈话”的核心内容，将其贬为“自虐史观”；到了2026年10月，她突然改口称“继承村山谈话”。

嘴上换了一个词，对侵略责任却只字不提，过去的否认言论一句未收回。这种“继承”不是反省，是把历史事实变成可以随政治需要拆卸的零件。当一个首相在历史罪责上玩弄文字游戏，她做出的任何政策承诺都失去了可信度的锚点。

扩军不是孤立政策，它需要一套“圣战叙事”来铺路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件武器或某一笔预算，而是历史叙事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咬合关系。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相比增幅接近七成。

这笔钱投向了哪里？2026年3月31日，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可覆盖中国大陆部分沿海地区。

2026年4月21日，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了武器出口仅限于救援、运输等五类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成品对外出口。

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政府又在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直接触碰“无核三原则”的边界。

这些动作每一项都可以单独找到“合理化”说辞：导弹叫“反击能力”，核潜艇叫“探讨研究”，武器出口叫“和平贡献”。

但把它们排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指向是单一的：日本正在从“专守防卫”的战后框架中脱出，重新获得主动发动战争的能力。

而要让公众接受这条路线，先得重塑公众对战争的认知。当侵略罪责被消解为“民族牺牲”，当靖国神社里的战犯被抬升为“英灵”，扩军就不再是“重走老路”，而变成了“告慰先人”。

这套叙事与高市政权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的进程深度绑定，历史修正主义在这里不是文化偏好，而是军事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统一教的影子，让“邪教”比喻不止于修辞

把一个政权比作邪教，最容易被当作情绪化标签。但高市与统一教的关联，给这个比喻提供了事实层面的参照。

2026年3月12日的国会答辩中，高市承认自己的名字在被曝光的“统一教”内部文件中出现了32次，却否认与该团体存在关联。

她解释称，文件中写的是“类似‘安倍首相肯定会让我们与高市女士搭建上关系’的‘愿望’”，不能据此认定直接联系。

问题不在于32次这个数字本身，而在于回应方式：承认事实，切割责任，不解释资金流向，不回应关联的性质，用一句“不能这样指认”把追问挡回去。

统一教以政治献金和选票网络渗透政坛的操作模式，与一个政权用封闭话术对抗外部监督的做法，在逻辑上确有结构性的相似。

这种相似性还体现在对内外批评的处理上。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妄称“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武力介入台海。

2026年1月，她又在电视节目中进一步声称“美军受到攻击时，如果日本什么都不做就逃回去，日美同盟会崩溃”。

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高市对这些声音的处理方式不是回应和解释，而是继续推进。一个对内部质疑关闭通道、对历史事实选择性叙述、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外部敌人”叙事之上的决策结构，与邪教组织对教条、仪式和外部敌意的利用方式，至少有可比之处。

日本社会还拦得住吗

《环球时报》的社评没有直接下定论，只说“越来越像”，这是一种留有观察余地的表述。

但已经可以判断的是，高市政权的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条连贯的流水线：用供奉仪式巩固右翼基本盘，用历史修正消解扩军的民意阻力，用“切香肠”式的政策松动把核潜艇、武器出口、反击能力逐个变成既成事实，再用“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话术把公共讨论的边界持续向外推。

这套流水线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某一步走得有多远，而在于每一步都不大，大到足以引发即时外交危机，却又小到不足以触发国内制衡机制的紧急制动。

防卫预算从5.4万亿到9万亿用了四年，武器出口从“五类非战斗”到“原则上允许杀伤性”只改了一份内阁决议，核潜艇从禁忌话题变成“可以写入文件”的探讨事项。当公众被一步步带入新的常态，原本的禁区就变成了起点。

日本国内的反对力量并非不存在。学者、在野党、反战组织对核潜艇和修宪的批评一直在发出，但面对一个把历史叙事、仪式动员和政策推进绑定在一起的政权，传统的议会质询和舆论监督正在被“渐进主义”消解。

结语

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高市下一次会不会亲自走进靖国神社，而是日本的政治机制还能不能在某个节点上把这条流水线停下来。

如果停不下来，下一次摆在靖国神社供桌上的，就不仅仅是首相名义的祭品，而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正常国家化”改造、不再受战后和平体制约束的日本。

亚洲邻国对这一进程的警惕，不是对历史的纠缠，而是对一条正在被复制的路径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