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小眉

最近几个月，朱之文连着十几场的商演都被迫取消，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他被扣上“劣迹艺人”这顶帽子。

虽然官方记录里查不到任何对朱之文的处罚认定，但在一个上百人的群组里，却认准了朱之文的这个名头。

当朱之文拎着行李箱在高铁站排队的时候，电话响了，主办方在那头反复道歉，说不出太多理由，意思只有一个：演出取消了，不用来了。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两个月里反复上演，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章丘、淄博，一长串城市定好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地黄掉。

被扣上“劣迹艺人”的帽子后，朱之文对着镜头说过很多次，自己从来没被任何一个官方部门认定过违规，也没有任何一条处罚记录。

有关媒体翻遍了公开的官方记录，确实找不到朱之文被认定为劣迹艺人的任何依据，可举报者不需要依据。

他们建了群，盯着朱之文的演出排期，查到他在哪个城市登台，就集中向当地的文旅部门和主办方投诉，话术几乎一模一样：朱之文是劣迹艺人。

朱之文自己说得很直白，上百人的群，举报他六七年了，六七年，足够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初中，这群人却把同一件事重复了无数遍。

所谓“劣迹”的例证，翻来覆去只有几段掐头去尾的话，朱之文在一个视频里聊农业机械化，说现在种地比过去省力了，农民不像从前那么辛苦，这句话被单独摘出一截，变成了“朱之文说农民种地不辛苦”。

就是这样一个连上下文都凑不齐的由头，成了举报者手里反复使用的弹药，举报的内容经不经得起核查，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话打到了，投诉递上去了，主办方心里那根弦就绷紧了。

主办方的反应，恰恰是这套打法能生效的关键，一场演出牵扯场地、票务、宣传、安保，任何一个环节出岔子都是麻烦。

举报一来，哪怕内容空泛，主办方首先要盘算的是“万一呢”，怕舆情，怕麻烦，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演出取消了，损失的是朱之文的档期和收入，主办方顶多前期筹备打了水漂，而那些打举报电话的人，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朱之文说，有的演出定金都收了，说取消还是取消，一个电话的重量，压过了一纸合同。

这件事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举报者当中，有人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朱之文提到，几年前他就起诉过其中一名网名叫“绿水青山”的人，对方在法庭调解下写了保证书，承诺不再举报，朱之文当时选择了撤诉。

可保证书墨迹干了没多久，举报又回来了，而且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从零散投诉变成有组织的群组行动。

写保证书的时候是2023年前后，到2026年秋天，朱之文面对的是一个上百人的群，和一个月只剩下六七场的商演安排。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朱之文并不是一个热衷于跟人较劲的人，2025年，他打过一场持续近两年的名誉权官司，把一个造谣他四年的女博主告上了法庭，法院最终判了对方有期徒刑6个月。

那次胜诉之后，他在采访里说得很平静，忍得了攻击自己，忍不了攻击家人，一个连直播带货都不碰、商演报价多年不涨的草根歌手，维权的方式几乎只剩下最笨的一种：攒证据，等法律给一个说法。

可法律程序走完需要时间，举报电话打出去却只要几秒钟，时间差本身，就是一道不公平的杠杆。

有意思的是，就在朱之文的商演一场接一场被搅黄的时候，央媒“三农发布”更新了一条记录他秋收日常的视频。

镜头里，朱之文天不亮就起来收拾院子，跟着收割机在地里盯着，生怕漏掉玉米穗，他说这二亩多地收的粮食，够他和妻子吃三年。

一个被举报者描述成“劣迹艺人”的人，在官方媒体的镜头下，是一个守着土地、盘算口粮的庄稼汉。

劣迹艺人的标签贴不到一个连处罚记录都查不出来的人身上，这条视频没有配任何评论，但它出现在那个时间点，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朱之文现在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整理材料上，聊天记录、举报截图、演出合同、取消通知、行程记录，分门别类存好，准备再一次走进法院，他说得很清楚，不接受道歉，该赔的损失要赔。

另一边，他也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家里人说够吃够喝就行，不唱歌还能回家种地养鸡，他也没有把话说死，只是承认，接下来每一场演出都悬着，随时可能被取消。

一个歌手站在台上唱歌，底下坐着观众，这本该是最简单的事，现在，他得先等一群人同意，才能走上那个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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