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宣告着苏联这个曾经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正式解体。

当世人回溯这段历史，往往会将根源追溯到数十年前那套被长期固化的经济模式上。

有西方学者曾指出，苏联的衰落从本质上看，是一场“战时逻辑”对和平发展的长期绑架，这种逻辑的种子，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岁月中便已埋下。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攻占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

然而，新生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陷入了重重包围。

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沙皇残余势力组建白卫军，在各地发动叛乱；国外，英、法、日、美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纷纷出兵干涉，企图将这个襁褓中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等主要战略物资产地相继落入敌手，经济濒临崩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这样的危局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一套被后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

这套政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1918年开始逐步推行，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最大限度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赢得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在农业领域，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正式推行余粮收集制，规定国家有权征收农民除维持基本生存外的全部粮食及谷物饲料，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核定，原则上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原则往往被打破。

为确保政策落地，苏俄全国共组建了2700个工人征粮队，总人数超过8万人，这些征粮队带着强制命令深入农村，不仅征收余粮，有时甚至将农民的口粮、饲料粮乃至来年的种子粮都搜刮一空。

有史料记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部分村庄，农民因粮食被尽数征收，只能靠啃树皮、挖草根充饥，不少家庭整户饿死，乡村大地一片萧条。

在工业领域，国家加快了国有化进程，1918年6月颁布的法令明确将大型工业企业、运输业、外贸企业收归国有，到1920年11月，进一步扩大国有化范围，将拥有机械动力、工人5人以上，或无机械动力、工人10人以上的私营小企业全部纳入国有体系。

短短两年多时间，国有化企业数量从最初的数千家飙升至3.7万多家，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料调配、产品分配全由国家统一指挥，毫无自主经营权可言。

商业领域则彻底取消自由贸易，1918年11月的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日用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垄断供应，私商被严厉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实物配给制。

非农业人口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凭票按工种定量领取物资，由于物资极度匮乏，配给量往往远不能满足基本需求，货币逐渐失去实际意义，工资也随之实物化。

此外，政府还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强制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参与劳动，甚至强迫剥削阶级分子从事体力劳动，严格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作用，史学界始终存在争议。

列宁本人曾坦言，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这套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确实帮助苏维埃政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资源，成功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卫军的叛乱，为保卫新生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应战解危的非常措施，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

但与此同时，这套政策的弊端也早已显露。

有学者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措施已经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在贸易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和禁止私人周转方面做得过分，甚至超出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边界。

强行将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导致不少企业因管理不善、缺乏活力而减产或倒闭，1920年苏俄工业总产值仅为1917年的21%；取消私人贸易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未能及时补位，造成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短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受冲击最大的当属农民阶级，余粮收集制的极端执行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工农联盟这一政权根基。

商人阶层则因企业被没收、经营活动被禁止，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怨恨，大量商人选择倒向白卫军，成为反苏维埃势力的重要助力。

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俄逐渐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没有随之收缩，反而被进一步强化，余粮收集制扩大到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国有化范围持续拓展，私人贸易被彻底取缔。

这种违背和平时期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1921年春，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成为压垮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

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忠实拥护者，但他们的家乡多在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民因饥饿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状，对现行政策的不满日益积累。

1921年2月，水兵们提出了“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取消余粮收集制”“恢复自由贸易”等诉求，在谈判无果后，于3月发动叛乱。

这次叛乱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战时经济能在危局中救命，但长期推行必将危及政权存续。

列宁在事后总结时指出，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正式宣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新经济政策（NEP）应运而生。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适应苏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基本国情，通过灵活的手段激发社会活力。

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农民只需按国家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完全归个人所有，可自由支配或拿到市场上出售。

粮食税的税额大幅降低，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一年度减少了43.3%，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重新点燃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同时，政府鼓励合作社发展，赋予合作社商业特性，通过合作社搭建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联系桥梁，推动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进程。

在工业领域，放宽了国有化政策，允许部分中小企业归私人所有或由私人经营，对于国营企业，则实行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独立核算成本、追求盈利，打破了此前统收统支的僵化模式。

更具突破性的是，新经济政策允许外资企业进入苏俄，管理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借助外资和外国技术推动工业恢复与发展。

商业领域则全面恢复货币和自由贸易，取消实物配给制，允许私人从事商业活动，国家通过调节市场价格、规范交易秩序，引导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苏俄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远构想，它将商品货币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打破了“直接过渡”的空想。

政策实施后，苏俄经济迅速焕发生机，呈现出蓬勃的复苏态势。

农业生产率先反弹，粮食产量逐年攀升，三年时间内增长了50%，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农村市场重新活跃，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工业领域同样成效显著，由于市场需求的拉动和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工业产值快速增长，短短几年内实现翻番，纺织、食品等轻工业迅速恢复，重工业也逐步走出低谷。

货币流通秩序得到恢复，物价趋于稳定，社会矛盾明显缓解，工农联盟重新巩固，苏维埃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站稳了脚跟。

当时在苏俄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亲眼见证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他在日记中记载，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城市里的商铺重新开张，市场上的商品日渐丰富，农民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整个国家都充满了久违的生机。

遗憾的是，这一充满活力的政策并未持续太久。

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苏联失去了这位富有远见和灵活性的领导人，党内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激化。

经过一系列党内斗争，斯大林逐渐掌握了最高领导权，他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与列宁截然不同，更青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

斯大林亲身经历过国内战争，深刻体会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在他看来，这种模式不仅能应对战争，在和平时期同样可以快速推动国家工业化，实现强国目标。

20世纪2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相继上台，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斯大林认为苏联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新经济政策被逐渐边缘化，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全面推行以高度集中为核心的斯大林模式，开启了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