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的秋夜，渭水南岸风声紧紧刮过军营，五丈原上的灯火一排连着一排，蜀军营盘看上去依旧森严，却已经透出几分疲惫。就在这一年，54岁的诸葛亮病逝军中，他从207年出隆中到此时，整整走过了27年。一个从南阳草庐中走出的谋士，最终没能带着蜀汉军队踏入洛阳城，也没能完成“兴复汉室”的抱负，这一点，后世多少人都替他惋惜。
有意思的是，等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位同样“日理万机、身经百战”的领袖，在回顾三国史时，并没有只把诸葛亮当成完美无瑕的“神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犯了三条致命错误，而这三条错误，恰恰解释了诸葛亮为什么只能“鞠躬尽瘁”，却不能“统一三国”。
一、从隆中到汉中：战略目标与天生短板
时间往前推回公元207年。那一年，刘备45岁，寄人篱下，带着残部滞留荆州。诸葛亮26岁，被请出隆中草庐，两人那次长谈，后来被概括为《隆中对》。在那份谋划里，诸葛亮提出了几乎影响之后二十多年格局的路线：据荆州、取益州，形成南北两翼，再伺机北伐中原，重建汉室。
这套思路不算空想。当时天下格局，大致是曹操据北方，孙权稳住江东，刘备势力最弱，却也最灵活。诸葛亮提出先“跨有荆益”，再“两路并进”攻向宛洛、关中，本质上是模仿汉高祖当年“汉中—关中—关东”的进军路径，只不过条件远不如刘邦时代宽裕。
问题在于，诸葛亮的目标定得极高，而手里的底牌太薄。蜀汉人口、财力、兵源都远逊于曹魏，连孙吴都比不上。试想一下，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北伐，本身就极为吃力。更关键的是，为了落实“荆州+益州”这种双翼夹击的构想，刘备集团不得不分散有限兵力，去维持两个相距千里的重镇，而这恰恰埋下了后来荆州失守、夷陵惨败的伏笔。
毛主席后来评价诸葛亮时，有一句话非常犀利：“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意思并不是说《隆中对》毫无价值，而是提醒一点：在实力悬殊、国力单薄的情况下，过于依赖“两路并进”的理想构想，很容易陷入“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诸葛亮一生都在修补这份早年布局留下的裂缝，可惜还没补好，自己已经倒在五丈原。
二、骄将守荆州：关羽这一子下错了
说到诸葛亮的第一个大失误，多数人都会想到荆州。荆州在三国时代的地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得之可以南拒孙权，北抗曹魏”。长江中游、洞庭湖平原、通往中原的通道，全系于此。诸葛亮在隆中时就强调过要“据荆州”，足见他对这块地方看得极重。
但真正到了用人之时，他却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让关羽镇守荆州。
关羽的勇猛不用多说，从官渡之后到襄樊之战，几乎是曹魏前线武将的噩梦。可惜，勇将不等于良守。毛主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关羽时，说得很直白：关羽骄傲，思想上看不起东吴，根本不可能认真执行“联吴抗曹”的总体方针。诸葛亮把荆州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无异于把最关键的门锁交给一个只顾自己面子的“老大哥”。
史书记载，孙权曾经通过诸葛瑾提亲，希望以联姻稳固同刘备集团的关系，共同对付曹魏。关羽却张口一句“虎女安肯嫁犬子”，态度之傲慢，几乎当场断了孙刘和议的最后一丝余地。很多人习惯把荆州丢失全算在关羽身上，说他“大意失荆州”，但从战略安排上看，诸葛亮在选将上的判断，确实难辞其咎。
更残酷的是，荆州一丢，刘备为了追回这块战略要地，不顾劝谏发动夷陵之战，结果在222年惨败于东吴陆逊。第二年，刘备在永安宫病逝。短短三年，关羽被杀，荆州尽失，刘备身亡，蜀汉从此由主动转为被动，这一连串的巨变，都绕不过“谁来守荆州”这个原点。毛主席把这件事归结为诸葛亮“用人之失”，并不是事后诸葛，而是从整体布局上看出，这一子一旦下错，后面局势几乎难以完全挽回。
三、街亭之败：对马谡的偏爱付出了代价
讨伐曹魏的机会，在蜀汉政权中并不是年年都有。刘备亡故后，蜀汉经过七八年休养，才稍微缓过气来。公元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写下《出师表》，准备北伐。第二年春天，第一次北伐正式展开。当时曹魏边防松弛、关陇空虚，对蜀军突然而至的攻势缺乏准备，陇右多郡很快向蜀军投降，一时间声势极盛。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街亭问题摆在了诸葛亮面前。街亭位于今甘肃境内，是通往陇右的要冲，谁守住这里，谁就掌握战场节奏。诸葛亮本可以选一个稳重老将坐镇，自己统率主力在前线调度，但他最终还是答应了马谡的请战。
马谡其人，史书评价很微妙：才有余，识不足。论理论水平，马谡熟读兵书，谈起战术头头是道，连诸葛亮都对他青眼有加，曾有意培养为“接班人”。然而纸面上的聪明，未必抵得过战场上的一声杀喊。街亭一战，马谡顶着诸葛亮的交代，硬是违背部署，不据水、不扼要道，反而把主力摆到山上，自以为“凭高可制敌”。王平再三劝阻无效。等魏将张郃大军一到，断水、包围，一顿猛攻，马谡军心动摇，最后甚至弃军逃亡，街亭瞬间失守。
这场败仗的直接后果非常清楚：诸葛亮辛苦打下来的陇右局面全面崩塌，只能收兵退回汉中。更隐蔽的后果，是蜀汉对外的“兴复汉室”号召力大受打击，曹魏方面则痛下决心封堵关陇，对蜀军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主席后来批注《资治通鉴》时，特别写下：“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这句话读起来简单，背后透露出一个意思——诸葛亮终于意识到，关键战役不能只靠“书生参谋”，主帅必须亲临前线，才能随时纠偏。
有人或许会替诸葛亮说话：他本来也派了王平做副将，并非完全放任马谡。但问题在于，在重大关头，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心腹爱将的判断”，而没有直接去战场压阵。街亭之败，既是马谡的失败，也是诸葛亮在用人与指挥方式上的一次教训。斩马谡、削己官，固然有担当，却也改变不了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的事实。
四、三分兵力：理想上的“钳形攻势”，现实中的步步吃紧
从战略眼光来看，诸葛亮并非不懂“集中优势兵力”的道理，他早年就读过《孙子》《吴子》之类的兵书，对“以众击寡”“避实击虚”都很熟悉。问题出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所肩负的政治目标，迫使他在很多关键抉择上，偏向于理想化的全局统一，而不是残酷的局部取舍。
隆中时的“荆益并举”，本来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设想。但实际操作中，两地之间山河阻隔、信息闭塞、支援困难，蜀汉本就不多的兵力，被拉长成两条防线。一旦哪一头出问题，另一头往往来不及救援。关羽在荆州被围时，刘备还在益州为以后东进蓄力，诸葛亮则主要坐镇后方调度，三方兵力事实上处于一种“分而不合”的状态。
毛主席说“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指的正是这种局面：关羽镇守荆州，刘备东征夷陵，诸葛亮伐魏北进。这几场行动并不是在同一年内同时展开，但前后关联紧密。关羽失荆州，刘备为复仇出兵夷陵；夷陵惨败，蜀汉元气大伤；等到诸葛亮有条件北伐时，手中可调动资源已经大为缩水。三次“分兵”的结果，两次是惨败，一次终究无功而返，蜀汉的战略本钱也越来越薄。
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后来不得不改为单一路线北伐，以汉中为跳板向关中施压，已经没有条件再搞“荆益夹击”的大手笔了。他还得随时提防南中、东吴的变动，不敢把兵力全压到渭水一线。每一次出兵，都像是在伸手够一个刚好够不到的目标——看似近在眼前，实际上总差一点。
不得不说，这种局面并非诸葛亮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蜀汉国力、地理位置、政治目标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从纯军事角度讲，毛主席指出“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确实戳中了要害。集中与分散之间的摇摆，让蜀汉在对魏作战时既不够狠，也不够快，机会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
五、帐中筹划与阵前指挥：风格里的隐忧
后世评价诸葛亮时，常常会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句成语。形象是很美：一袭鹤氅，手持羽扇，在军帐里布下天罗地网。但如果从实战角度看，这种“偏重后方指挥”的习惯，在冷兵器时代其实风险不小。
街亭之败之后，诸葛亮改变了做法，“每出必在军中”，这与其说是性格转变，不如说是被现实逼出的一次调整。第一次北伐时，他更多依靠前线大将传递战况，再由自己在后方调度。等战局发展偏离预期时，想再拉回来已经来不及。马谡自作主张登山列阵，就是典型例子，诸葛亮即便有再多妙算，也挡不住一个临阵乱来的现场指挥官。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本人在战争年代，很重视前线态势，常常结合实地勘察、战士反馈来修正作战计划。他看诸葛亮，不会只盯着后人奉上的“神化光环”，而是从指挥链结构、战役节奏这些角度，去分析其中的利弊。诸葛亮才略过人，但缺乏亲临最前线那种敢压阵、敢当机立断的风格，至少在第一次北伐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当然，之后几次北伐，诸葛亮的亲征让很多战役打得更稳，譬如与司马懿在祁山、渭水一线长期对峙，魏军并不占便宜。但他高度集中的指挥方式，也带来另一个隐忧：蜀汉的军政大权几乎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一旦这个轴心出了问题，整个机器很难继续运转。五丈原那灯火熄灭的瞬间，不只是一个谋臣的生命终结，更是蜀汉军事能力的整体滑坡起点。
六、北伐多次：声势浩大，收获有限
从228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发动五次北伐。艺术作品中常说“六出祁山”，其实出祁山的只有其中两次，但整体攻魏行动确实接连不断。每一次，他都要从蜀地征集粮草，把已经不富裕的国库再掏一遍；每一次，蜀军将士都要翻越山岭，从成都平原出发，日夜行军到关中、陇右。这样的消耗，对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国而言，压力极大。
第一次北伐声势最大，陇右三郡归附，却被街亭一战断了后路。第二、三次北伐，诸葛亮调整战法，重视后勤，稳定推进，但曹魏方面已经有了充分防备，司马懿等人采取坚守不出、持久消耗的策略，让蜀军始终无法找到一锤定音的机会。等到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他倾全国之力，号称十万大军，自斜谷进军渭水南岸，与司马懿隔河相持，营垒修到了五丈原。
这个时候，双方的立场已经有了微妙变化。蜀汉急于打一场漂亮的决战，以证明北伐还有希望；曹魏则完全可以拖时间，倚仗更雄厚的后方资源和更宽阔的战略纵深，消耗蜀军体力与粮草。在这种对比下，诸葛亮无论怎么调度，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而他本人长期操劳，本就体弱，再加上军务繁重，最终病倒在阵中，五十四岁的年龄，在那个年代并不算短，却对一个肩负重任的“丞相兼统帅”来说，终归还是早了。
从结果看，五次北伐在政治上树立了蜀汉“兴复汉室”的旗号，在精神上凝聚了人心，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曹魏在关中、洛阳一线的统治。毛主席说诸葛亮“安得不败”，并非贬低他的志向，而是指出蜀汉在战略层面一直处于“用小国之力，行大国之谋”的尴尬状态。诸葛亮再能干，也无法凭一己之力跨过这个门槛。
七、少年崇拜到冷静评判：毛主席眼中的诸葛亮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对诸葛亮的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冷静。少年时代，他也被《三国演义》深深吸引，相信书中描写都是真事，还曾因为课本上对三国人物的说法，与老师发生争论。这种少年式的信任，后来被史书纠正，才慢慢转为更复杂的情感。
等到青年时期，毛主席已经把诸葛亮、曹操、孙权视为可以对话的“古代政治对手”。在他的眼里，诸葛亮不是神仙，而是“办事之人”——能筹划、肯担当，有本事，也有局限。随着工作、斗争经验的积累，他看待诸葛亮，越来越注重“全局观”和“实际效果”，这才有了后来那些切中要害的评价。
1957年，在莫斯科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说过一句话：“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这句话听上去平淡，却包含着一种对“个人英雄”的警惕：再厉害的谋士、统帅，如果缺少合适的班底、环境、制度，也很难避免失误。诸葛亮身处三国，所能依靠的人不多，很多时候只能自己扛起几乎全部担子，他的用人偏好、指挥风格、战略选择，都会因此带上个人色彩，这既让他显得耀眼，也让他显得孤独。
有意思的是，尽管指出诸葛亮军事上的三大问题，毛主席对诸葛亮的政治能力和人格魅力，却一直赞赏。他非常看重《出师表》里的那股“忠诚负责”的劲头，甚至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他也曾主动引用“七擒孟获”的典故，说明安抚与团结的重要性。当年在大西南剿匪时，他提到：“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这种类比，显然带有强烈的借鉴意味。
八、鞠躬尽瘁：完成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回头再看诸葛亮的一生，从27岁出山到54岁病逝，前后不过二十七年。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参与或主导了许多关键决策：辅佐刘备入蜀，稳定益州政局；南中平乱，既用兵又用心；继而北伐中原，虽败犹战。不能忽视的是，正是在他的严谨治理之下，蜀汉在很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这为后来的江油防线、剑阁坚守打下了基础。
但从“能否一统三国”这个角度来衡量，诸葛亮确实没有找到一条克服结构性弱势的道路。用人上的迁就和偏爱，导致荆州失守、街亭崩盘；指挥方式上的后方偏重，让一些战机白白流失；战略布局上对“二分兵力”“多线展开”的依赖，则在国力不足的前提下，放大了蜀汉的脆弱。毛主席从军事实践出发，点出这三条失误，实际上也是在提醒后人：再崇高的理想，如果离不开具体的兵力对比、地理条件和时间窗口，就必须学会在激情与算计之间做出艰难取舍。
诸葛亮没能一统三国，却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刻进了后世中国人的记忆里。毛主席在评价他时，一方面毫不避讳地分析其军事缺点，一方面又不断引用他的格言、事迹来激励身边人。这种“既尊重又批判”的态度，本身就说明，诸葛亮的价值并不只在胜败，而在于他如何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中，仍然坚持把一盘本已败象初露的棋，下得尽量完整、体面。至于那未完成的统一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更让人愿意坐下来细细推敲：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还能不能有别的选择？每个人心中，或许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