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让深圳宝安公交车驾驶员李先生遭遇三日行政拘留，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与长达九年的维权历程。这场由交通责任认定延伸的行政纠纷，历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行政处罚最终被撤销，但“是否存在殴打行为”的争议仍未完全平息，且李先生因此事所受到的损失仍未得到合理补偿。

2016年5月28日18时许，李先生驾驶公交车沿宝安区地方道路正常直行，行至一处路口时，与正在向左变道的徐某所驾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双方下车理论并引发争执，徐某随即拿出手机对李先生进行拍摄记录，而李先生手持雨伞挥动。

当晚，徐某以“被李先生用雨伞殴打致伤”为由报警。辖区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双方情况进行初步核查，并依法传唤李先生接受进一步调查。后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显示，徐某因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李先生无责。但这份责任认定，并未终结事件的发展——行政责任的认定让事件走向另一处理方向。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图一 （李先生提供）

5月28日晚间，徐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伤情鉴定，次日相关鉴定报告出具，显示其右眼戳伤，鉴定为轻微伤。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以下简称“宝安分局”）结合徐某的陈述、伤情鉴定结果，以及徐某拍摄的手机视频和现场监控录像，认定李先生存在“殴打他人”行为。

最终，宝安分局对李先生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决定，执行期为同年5月30日至6月2日。李先生对此处理表示无法接受，拒绝笔录签名：“事故明明是对方全责，我拿雨伞只是正常理论，根本没有殴打动作，为什么受处罚的是我？”据李先生反映，在被告知行政拘留决定时，办案人员未告知其可申请暂缓执行的权利，导致其未能及时提出陈述和申辩。而宝安分局对此答复称，李先生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致使民警无法将传唤理由告知其家属，但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人员已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是李先生自身未提出相关申请，处罚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宝安分局表示在组织双方调解时，曾要求李先生向徐某道歉，但李先生以拒绝道歉，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受此次行政处罚影响，李先生被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生活陷入困境，由此，李先生被迫走上了申辩之路。

分局方说明 图二 （李先生提供）

李先生对宝安分局的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引发了一场围绕证据采信的司法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立案前，李先生已明确申请对涉案的笔录及录像进行证据封存，以固定关键事实依据，但在一审、二审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地方公安局均未向法院提交该部分核心证据，这为案件的事实认定埋下了争议隐患。

证据调取申请 图三 （李先生提供）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徐某的轻伤系李先生所致。法院指出，徐某拍摄的视频与现场监控均无法证实李先生挥舞雨伞击中徐某，且徐某的挫伤为横向伤害，而监控显示李先生挥舞雨伞的轨迹为纵向，从力学角度分析无法造成该类损伤。

一审最终判决 图四 （刘先生提供）

宝安分局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的审理则给出了部分不同的认定：其认可徐某手机录像与现场监控记录了李先生挥伞的动作，结合次日的伤情鉴定报告及徐某的陈述，确认李先生挥动雨伞造成徐某轻伤的事实成立。

但二审法院同时认为，宝安分局在作出处罚时，未充分考虑徐某在事故中存在的过错及李先生行为的性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终，二审法院维持了“撤销行政拘留处罚”的一审核心判决，却在“是否造成伤害”的事实认定上与一审存在分歧，认定李先生存在过失伤害。

二审判决 图五 （刘先生提供）

如今，距离那场改变命运的交通事故已过去九年，李先生的生活仍未完全走出阴影。虽然行政拘留的处罚被依法撤销，意味着法律层面否定了“殴打他人”的行政处罚效力，但二审法院“过失伤害”的事实认定，让他始终背负着无形的压力。“我从来没有想过殴打他人。”李先生说。

李先生后申请再审，纠正“殴打行为”。但因未有新证据反驳，再审申请未获主张，维持二审判决，向深圳市检察院抗诉亦未获支持。

被解除劳动关系后，李先生的生活几度陷入困境；法院判令的720余元赔偿，与他九年维权付出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相去甚远。“处罚撤了，我的工作没了；官司赢了，我的损失却没能补上。”李先生的疑问，也暴露了普通人面对申诉的过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