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年11月9日，天津大学宣传部向媒体确认了一件事：曾经顶着“985海归教授”头衔的升学网红李泽，已经被学校解聘，不再担任校内职务。

在此之前的11月5日，天津大学已经对李泽及两家关联公司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并对李泽本人启动行政调查。

而真正让这件事从“网红塌房”变成社会事件的，是家长端的数字：超过1300个家庭登记维权，涉及预缴费用接近2000万元。

一边是校方切割，一边是家长围堵，中间还夹着“已前往英国”的传闻。

一个大学教授的个人信用，究竟是怎么被拆解成一门收费数亿的生意，又是谁在最后为这笔信用买单？

光环先收钱，公司后停摆

事情的时间线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踩在家长最焦虑的节点上。

李泽2002年获得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士学位，2007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此后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任副教授，2024年7月办理离岗创业。

离岗创业本身不是问题，高校教师依法依规从事商业活动，本来有制度通道。

问题在于，他走出去之后搭建的商业模式，把“副教授”“海归博士”这两个标签用到了极致。

他的主账号叫“985海归教授讲升学”，粉丝62万，全网宣称超过400万。直播间里讲高考志愿、讲保研、讲考研，输出的内容未必全无价值。

对于不熟悉招生规则、看不懂专业目录、又迫切想让孩子“走对路”的普通家庭来说，一个带有名校教职背景的人坐在镜头前拆解政策，天然具备权威感。

家长买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咨询合同，他们买的是对“教授不会骗人”这个朴素判断的信任。

但信任被迅速产品化了，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售价在8000元至14000元之间，保研服务报价从9万元一路延伸到38万元。

更值得警惕的是时间跨度：有家长在孩子还在读初二时，就花8980元买下了2031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这意味着，钱在今天进入公司账户，而履约被推到五年甚至更久之后。

依我看，这种“钱先到、服务后到”的结构，已经不是正常的教育咨询定价，而是把家长的焦虑转化成了企业手上的一笔长期无息资金。

预付费本身不是原罪，但当预收周期长达数年、又没有第三方资金监管时，家长实际上承担了机构的全部经营风险。

2026年8月，风险开始暴露，武汉学程思远科技有限公司出现员工工作账号被退出、办公权限被关闭，随后关闭了位于武汉的办公场所，120至130名员工遭遇集中裁员，仅7月份拖欠专兼职教师的薪酬就超过300万元。

紧接着，李泽持股28%的北京起航新未来也被曝大规模裁员和搬迁，北京海淀的办公场所人去楼空。

到9月媒体初步统计时，维权家庭超过700户；到11月，这个数字翻到了1300户以上。

数字翻倍的速度，本身就在说明一件事：停摆不是“阶段性经营压力”，而是一次支付链条的断裂。

各方的算盘

事情走到今天，几方角色的算盘已经相当清楚，但每一方的“解法”都解不开家长的死结。

天津大学的动作是最快的，11月5日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启动行政调查，11月9日确认解聘，校方把“个人行为”和“学校责任”之间的切割做得干净利落。

恕我直言，这种切割在法律上站得住：教授离岗创业，学校不是他商业合同的担保方；学校解聘他，也不等于学校欠家长退款。

但切割得快，不等于切割得没有代价。家长当初愿意掏几十万，恰恰是因为“天津大学副教授”这个身份在直播间里反复出现。

校方可以主张自己被冒用，可一个离岗创业的教师在外以学校身份持续引流数年，校方在管理上是否完全无从察觉，这是行政调查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不只是解聘就能翻过去的。

李泽本人的回应，则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在8月的直播中否认武汉学程思远是自己的公司，称没有从中领取一分钱，又说北京起航新未来仍在正常营业。

这种“公司不是我的、钱不是我收的、业务还在跑”的三段式澄清，在商业纠纷中并不少见，但它回避了家长最需要的东西：谁签的合同、谁收的款、未履约部分由谁退。

家长手里的电子协议上，收款主体是北京起航新未来或武汉学程思远，而李泽的个人IP是引流入口。

入口和收款主体之间的责任链条，恰恰是维权中最难拆的一环。

更隐蔽的一层障碍藏在合同条款里，部分家长与北京起航新未来签订的协议约定，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的收费标准，争议金额25万元以下，仲裁员报酬12000元、机构费用5000元，合计最低17000元。

而大量家长的损失在一万元左右，有的只有几千元。

也就是说，一个损失一万元的家长，要花一万七千元去启动仲裁，才能去追这一万元。

这不是正常的争议解决成本，这是一种用程序费用把小额消费者挡在门外的设计。

在我看来，这种仲裁条款是否构成不合理加重消费者维权成本的格式条款，本身就应当被审查。

已有法院在类似预付式消费案件中认定，争议标的7860元却需缴纳17000元仲裁费的条款“明显不合理地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方向是有的，但需要家长一个一个去起诉确认条款无效，时间、精力和不确定性都是真实成本。

“逃往英国”的传闻，则需要分开看。

前员工向媒体表示李泽长期在伦敦居住，8月的澄清直播也在当地进行，伦敦的公司已经关门、人员走散。

这些是受访者的说法，不是官方认定，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确认李泽已经“潜逃”，也没有官方信息证明资金被转移出境。

就我而言，把“人在伦敦”直接等同于“卷款跑路”，在事实层面是不严谨的。

但家长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主要责任人身处境外，即便民事判决下来，执行也会立刻撞上跨境壁垒。

跨境追索的难度，参考近年来中国受害者在英国主张犯罪资产权利的案例，程序往往需要先在中国确立权利基础，再到英国法院走承认与执行，周期以年计，成本以十万计。

对损失一万元的家长来说，这条路在经济学上几乎走不通。

解聘不是句号

短期看，这件事最可能的走向是“分层处理”。

合同相对方明确、金额较小的家长，通过诉讼确认仲裁条款无效、再到法院起诉退款，是一条已经有判例支撑的路径。

金额较大、涉及保研服务的家长，则可能推动刑事报案，关键在于能否证明相关主体在收款时即不具备履约能力或存在虚假宣传。

多地家长报案后被告知属合同纠纷、建议诉讼，说明刑事立案的门槛并不低。

李泽本人是否被追究刑责，取决于资金流向和履约能力的证据，而不是舆论的压力。

但依我看，这件事真正的教训不在“一个教授变坏了”这个层面。

升学咨询行业长期处在监管的交叉地带，它带有教育服务属性，却多以科技公司、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

它收取的是预付费，却不受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的约束；它靠个人IP获客，平台对“教授”“博士”身份的审核却停留在认证材料层面，不核验其商业履约能力。

教育部等部门在2024年曾针对保研辅导乱象开展专项整治，但行业层面仍缺乏专项规范性文件，预付费的资金托管更是近乎空白。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构性后果：一个拥有学历光环的人，可以用最低的合规成本，把个人信用证券化。

平台给他流量，家长给他预付款，公司替他隔离责任，合同条款替他挡住小额诉讼。

等链条断裂，他失去的是一份教职和几个账号，而1300个家庭失去的是实打实的积蓄。

学历可以证明一个人受过什么训练，职称可以说明他通过过什么评审，粉丝数可以衡量他的传播能力，但这些没有一项能自动转化为企业的偿付能力。

把这三样东西混在一起卖给家长，才是这门生意最精算的地方。

结语

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变量，不是李泽会不会回国，而是两件事。

第一，是否有司法机关对资金去向和收款主体的履约能力启动实质性调查，从而把“合同纠纷”推进到更清晰的定性。

第二，监管部门会不会借这个案子，把升学咨询类预付费纳入资金监管框架，并对“仲裁条款排除小额维权”的做法划出红线。

如果这两件事都不发生，那么下一个“教授”、下一个“海归博士”、下一批1300个家庭，只是时间问题。

家长的焦虑不会消失，但焦虑不该成为一门没有保证金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