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权臣刘裕与部下实力派刘毅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争权夺利,更重要的是政治路线之争。他们二人虽然都是复晋的大功臣,但他们复晋的原因不同。刘毅复晋,是为了联合门阀恢复从前的秩序,刘裕复晋,则是为了借助门阀实现自己的理想,如集权改革、北伐中原、打破阶层固化等等。但刘裕的这些理想,刘毅一个也不认同,而且处处阻挠。所以刘裕要实现抱负,就必须干掉刘毅。
但刘毅此前除了跟刘裕政见不合,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所以刘裕主动给刘毅升官让他主政荆州,一是膨胀其贪欲以促发其罪恶,第二也是让他远离朝堂而割裂刘毅与朝中归附他的“搢绅白面之士”之间的联系,削弱他在朝中和豫州长久经营的根基。此前刘毅所驻之豫州姑孰(今安徽当涂),在建康上游不过70公里,舟行一个上午就能到达,故刘毅可以轻易联络同党干涉朝政。而在荆州刘毅则并无根基,想要经营到当年王敦、陶侃、桓温的规模还需相当时日。则刘裕可以从容布置,对刘毅一党各个击破。

此时已经到了闰六月,刘毅野心勃勃上任,刘裕却失去了他最得力的弟弟。这月初一,刘裕三弟、南郡烈武公刘道规去世。
八月左右,刘毅突然向朝廷上了一道表,说自己病重,请求调他堂弟兖州刺史刘藩来江陵做他副手协理政务。刘裕看到这道表文后,就知道剿除刘毅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且不能再拖了。
首先,刘藩这个人很有能力,也很能打仗。此前曾追随刘裕南征北战,灭南燕、讨卢循,立下不少军功,遂官至兖州刺史,领军镇守广陵,爵封安陆县公,封邑二千五百户。事实上,在何无忌、刘道规、孟昶死后,刘藩就从建义集团的七号人物升为四号人物,仅次于刘裕、刘毅、诸葛长民。本来刘裕加上刘道规,实力是超过刘毅刘藩的,但现在刘道规死了,诸葛长民又态度暧昧,那么刘裕就是以老大对付老二加老四,实力相当,事情不好办了。
所以,刘裕绝对不能让刘毅此谋得逞。如果刘毅病重是假,那么他此举就是为了招刘藩为援。而如果刘毅病重是真,那么他极有可能是想效仿桓温、桓冲、桓玄,将荆州当作家族私物而内部传承(注1),重演谯国桓氏数代经营荆州上游而威逼建康朝廷之故事。而无论是真是假,刘毅都将带走刘藩在广陵的北府兵,大大增强上游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刘藩作为刘裕的老部下,应该坚决拒绝这项安排才对。然而,当刘裕通过朝廷下诏假意批准这项调任时,刘藩竟欣然从广陵入京觐见皇帝欲接受任命。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刘裕无情了。九月十二日,刘藩刚到京师就被逮捕,与刘毅的另一位死党谢混一同被赐死(注2)。然后朝廷下诏,公告刘毅集团谋反罪名,并宣布由太尉刘裕亲率诸军西征!
刘裕明白,朝廷中的不轨势力并不只有刘毅集团,但现在必须集中力量先拔掉刘毅这根最大最尖的刺头,而对其他小刺头则要先好好安抚,千万不能让他们集体生变。于是,九月十三日,朝廷下诏大赦,赦免了那些原先有点小罪过而被刘裕打压的门阀贵族们。此前被免官降职的司马休之被提拔为平西将军,并待刘裕消灭刘毅后便接任其荆州刺史之职。建义集团的三号人物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则被任命为监太尉留府事,负责刘裕不在建康的朝廷留守事务。但刘裕显然对诸葛长民并不放心,遂又加授其谋主刘穆之建威将军之号(一年后又升为三品前将军),负责协助诸葛长民。刘穆之本是文官,现在有了将军号,就可以设军府带兵盯住诸葛长民,不让他搞小动作。此外,刘裕又将二弟刘道怜从淮北调回来,转任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以保后方稳定;同时还召回了正在家中守母丧的长史王诞,让他“墨绖从行”,一路为自己出谋划策。
谋划停当之后,就要趁刘毅立足未稳赶紧西征了,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刘裕逮捕处死刘藩的第三天,诸军便从建康踏上了征途。刘裕手下有一个叫王镇恶的参军,一路上都在向刘裕请缨,说要率一百艘轻舟为前驱,昼夜兼程,出其不意,奇袭江陵。刘裕壮之,遂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并加其振武将军之号。
王镇恶此人的家世可不简单,他是鼎鼎大名的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苻坚兵败时他年仅十三岁,随叔父辗转逃亡,流落到东晋的荆州。东晋义熙五年(409年),王镇恶已经三十九岁,却仍只在荆州做一个小小的县令,但他并不认命,四处托人求官,终于被人推荐给了刘裕。刘裕当时正北伐南燕攻打广固,忙的不可开交,但听说了王镇恶的身世后仍然抽出一夜的时间与他长聊。第二天一早,刘裕向所有僚佐宣布了他的面试结果:“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从此,王镇恶一路跟随刘裕南征北战,并屡战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王镇恶弃笔从戎的风范令人感叹,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武将,不仅骑术差,强弓也拉不开,但好读兵书,有谋略,胆大心细,果决能断,可谓智勇双全。另外王镇恶整个青年时期都在荆州度过,他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当地也有一定的人脉,这也是刘裕愿意给他机会的原因。

九月二十九日,刘裕舰队行至豫州姑孰,王镇恶的一百艘轻舟遂先行出发。另外刘裕还安排了龙骧将军蒯恩但任他的副将。蒯恩出身非常低,本是刘裕征讨孙恩时被县里征发运送马草的杂役,因为在运马草时叹了一句:“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而被刘裕看中从军,一路立功升至三品将军。作为底层上位的武将,蒯恩打仗非常勇猛,甚至被箭射瞎一只眼睛,变成一个独眼龙,可以说是南朝寒人武夫拼命突破阶层的典型。
出发之前,刘裕对王镇恶的突袭计划进行了完善,并告诫二将说:“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可能正在岸上整顿军队,尚未下到船舰上)。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即刘毅卫将军军府)文武(僚佐)书。罪止(刘毅)一人,其余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兖州(即刘藩)上。”
二将领命,遂一路声称是刘藩去荆州赴任,逆水行舟昼夜兼行,途中因逆风停泊四日,十月二十二日清晨,船队行至江陵城外二十里的豫章口,途中共用二十四日。王镇恶一路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认为刘毅尚不知道建康实情,自己的奇袭计划应该可行。豫章口西岸就是那个著名的江津渡口,荆州水军的船舰都停泊在这里;王镇恶的舰队也在这里登岸。他下令每船只留一两名士兵,其余全部在码头集合,岸上每船旁边又留六七人,每人竖一旗,下安一战鼓。然后吩咐留守士兵:“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不停的擂鼓),令后有大军状。”此外他还分出一支部队也按照估算的时间,去烧毁沿江停泊的荆州船舰,防止刘毅乘船逃跑。然后王镇恶就和蒯恩率主力直接去突袭江陵,前军士兵还被指示:“若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得到这样的回答之后,江津戍兵和百姓都认为这是刘藩的队伍,没有人起疑心。
王镇恶的军队行至距江陵城五六里时,遇到了刘毅部下重要将领朱显之。朱显之受刘毅之命,带着十余骑兵、数十步兵去江津码头公干。迎面看到这支陌生部队,就上前询问,士兵们都骗他说是刘兖州驾到。朱显之就问刘藩在何处,一路向后询问都说在后面,后面又后面,后面又后面,朱显之感觉不对劲了,他又看到有些士兵高举着彭排(大盾牌)等战具,完全就是战备状态,心中更是疑惑。就在这时,豫章口江面上又忽然升起了遮天蔽日的火焰与浓烟,密集的鼓声也震天传来。他顿时明白这不可能是刘藩部队,遂快马奔入城中报告刘毅:“外有大军,似从下(游)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让他紧急关闭各城门。
然而晚了,王镇恶部队知道露馅,也加紧行军,一路狂奔到东门之下,士兵们开始攀城而入,并拥盾撞击城门,此时城门刚刚关闭,还未来得及上门闩,结果一撞即开。江陵外城驻有八队士兵共一千多人,此时已然顶盔掼甲,准备好了战斗。王镇恶、蒯恩率军杀开荆州军队的抵抗,向金城(江陵内城又称金城,谓其坚固)冲击。蒯恩率队攻打金城东门,王镇恶率队攻打金城西门,并再分一支部队去攻打金城南门。刘毅在金城内城内还有三四千人的部队,包括东来的旧部共六队千余人,以及荆州本地军队好手两千余人。在总兵力上,刘毅对王镇恶还是有优势的,但刘毅来荆州还没俩月,本地将士还不大亲附于他。所以王镇恶派人向城内送入了朝廷诏书、赦免书以及刘裕亲笔写给刘毅的劝降信,刘毅也不回信,就直接烧了,拒绝得可谓坚决彻底。然后,刘毅亲自登城,与司马毛修之等人督士卒坚守力战。

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四时,外城的荆州兵并不亲附刘毅反而很怀念他的前任刘裕三弟刘道规,而且城外江边的大场面他们也看到了,所以到此时大多逃散或归降了。但内城的军人大多是刘毅的旧部或亲信,且没看到城外的大场面,他们还有点不大相信二刘已反目、刘裕会率大军来亲征,所以战斗一直持续。江陵城中有一个叫王桓的军官,两年前桓谦从四川攻来时,他在刘道规部下曾手斩桓谦,受到刘裕提拔,调入建康军队,此时正回乡省亲,看到这种情况便带上十余亲朋来帮助王镇恶,这些人家就在江陵,对这里很熟悉,也知道金城的薄弱处在哪里。下午五时三刻左右,王桓等人在金城东门北三十步地方凿开一个大洞。王桓率先钻进洞里,王镇恶紧随其后,后面士兵鱼贯而入,与刘毅军短兵相接。
不管是王振恶的兵,还是刘毅从东边带来的兵,其实大家基本都是京口北府兵,所以很多人是旧相识乃至表兄弟。王镇恶让下属一边作战一边想对付的亲友喊话。刘毅部队这下才认清了现实,这次刘太尉、刘军神真的亲征来了,刘毅已经彻底完蛋,于是再无斗志。到了半夜一更时分,刘毅军府前的军阵终于溃散,刘毅部下勇将赵蔡被斩。只有刘毅的左右亲侍仍对他忠心耿耿,关闭了东西府门而困兽犹斗。王镇恶担心黑夜之中难分敌我,容易误伤,就把军队带出内城,将其团团围困,只留南门作为内城守军的出逃通道。凡是不愿为刘毅卖命的士兵,遂纷纷从南门逃出。
刘毅则不敢往南门逃,他怕那里有埋伏等着自己,于是在夜半三更率三百左右亲侍从北门突围而出。由于事出突然,当王镇恶率军攻城时,刘毅的马还在城外,仓促之间寻不着马,刘毅便去抢儿子刘肃民的马,刘肃民也想活命啊所以不给。朱显之对刘肃民说:“人取汝父,而惜马不与,汝今自走,欲何之(能逃到哪里去)?”说完一把夺过马给刘毅。刘肃民欲哭无泪,只能留在府中等死。

刘毅所突围的北门,正是王镇恶亲自防守的地段,刘毅突围过不去,于是又转而冲向东门,防守东门的蒯恩和他的士兵已经战斗了一整天,此时都非常疲劳,一松懈竟被刘毅突破了。蒯恩赶紧带兵在后面追。刘毅纵马狂奔二十里,身边的亲卫或死或逃,他自己又还生着病,颠簸的马背,漆黑的深夜,苍茫的旷野,无边的绝望,让刘毅在这一生至暗时刻变得无比脆弱。
突然,在路边现出摇曳的点点青灯,那是一座佛寺,叫牛牧佛寺。杀人盈野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期,太多的人不敢奢望平安渡过今生,只希望在轮回的某一世求得果报中的安宁。所以各国的佛教都相当盛行,后赵的佛图澄,前秦的释道安,北魏的法果、玄高,南燕的竺僧朗,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支妙音,在各国得到了国师级的待遇,甚至很多士族子弟也入了佛门,如《高僧传》所见竺潜是东晋元勋王敦之弟,释道宝亦是王导之弟。至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种政治风潮:朝中显贵们亦常常聘请“名僧”充当自己的军政顾问,甚至尊以为师,称作“家僧”、“门师”(注3)。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任职,亦要带着这僧人顾问随自己一同就任。

不过,刘毅本人并不笃信佛教,他甚至曾经杀过一位窝藏桓氏余孽的寺庙住持;但如今,他筋疲力尽,疾病难耐,心神皆乱,急需佛法的抚慰与庇佑,所以他仍上前敲开古寺大门,询问是否可借宿一宿。没想到寺里的僧人竟不肯收留他。原来七年前刘毅所杀的那位住持就是这寺庙里的,所以从此以后寺僧都拒绝收留一切来路不明之人,以免重蹈他们师傅的覆辙。
这也未免太巧了吧!难道正如佛法所言,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不过,倔强的刘毅仍然不信这些。他熟读史书,听到这里只想起当年商鞅的典故,当年商鞅也曾严厉规定: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结果后来自己逃亡也无人收留,最终被杀,这就是“作法自毙”成语的由来。想到这儿,刘毅觉得自己就是那一心为国却被逼绝境的商鞅,为世所不容却带着悲壮的美感,哎呀呀,自己都要被自己感动了。

七百多年前,商鞅被拒后,曾一声长叹:“嗟乎!为法自敝,一至此哉!”如今,刘毅便也学商鞅一声长叹,“为法自弊,一至于此!”然后解下战马的缰绳来到寺外的山岭上,挂在树枝上打了一个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天微微亮了,战马嘶鸣,召唤着主人,寺僧诵经,超度着亡灵,砍柴的樵夫路过,发现了刘毅挂在树上的尸体,赶紧上报官府。王镇恶就派人将尸体拖回江陵市场上斩首。他的子侄刘肃民等人也都被斩首。刘毅的兄长刘模逃奔襄阳想投靠雍州刺史鲁宗之,鲁宗之可不想得罪刘裕,将他斩杀后送到江陵。至此,刘毅家族全灭;时代的列车轰隆隆驶过,妄图阻拦的,被抛下车的,全都早早横死在了旧时代的荒原中,无比苍凉。
此战,王镇恶身先士卒,身中五箭,所持长槊也被射中,断为两截。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王镇恶平定江陵的二十天后,刘裕所率的四万西征军主力才到达江陵,发现这仗居然不用打了,王镇恶几千人就把仗打完了。刘裕非常高兴,他意识到自己手下多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才,于是提拔王镇恶为中兵参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并加封汉寿县子,食邑五百户。至于刘毅的党羽,长史谢纯因不肯逃命已在乱军中被杀,司马毛修之是原益州刺史毛家的后代,属于烈属,且与刘裕关系不错,所以网开一面将其赦免。其余非核心部属如从事中郎谢灵运、江夏相刘粹(刘毅的族兄,但也曾是刘裕的老部下)等人也都被刘裕赦免了,刘粹还被封了五百户食邑,谢灵运更被拉入了刘裕的太尉府为参军。只有南蛮校尉郗僧施是刘毅的死党,刘裕不赦而杀之。另外刘裕还顺势大幅减免了荆、江二州的赋税,民心遂大定。朝廷乃以安定荆州之功,诏刘裕进位为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而大义斩杀刘模的襄阳军阀鲁宗之亦进位为镇北将军,封南阳郡公。这显然是刘裕对鲁宗之的一种拉拢,刘毅与何无忌死后,义熙年间所封的开国郡公就只有刘裕和鲁宗之二人了。

至于荆州的刺史与都督之职,此前刘裕已经定了宗室司马休之。但司马休之并非刘裕一党,刘裕还是害怕自己一旦回去这里又要变天,于是他将荆州南半部分出十个郡设为湘州,以减弱荆州的实力。后来宋孝武帝时又分荆立郢(州治夏口),亦是刘裕削弱荆州政策的延续。
注1: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当权士族为了保住家族权柄,维持统治地位,往往都是从家族中选择最杰出的人才来继承门户,而不专重亲疏嫡庶。故而长弟乃至堂弟的继承权都要高于诸子(除非诸子已成年且在政治上已非常成熟),桓温选择桓冲,刘毅选择刘藩,都是这个道理。从后面看,刘毅有亲兄弟,也有已经成年的儿子,但他仍然选择了更有能力、更有实力的堂弟。
注2:陈郡谢氏的谢混、谢纯等人虽因党附刘毅而死,但以忠心于刘裕的领军将军谢景仁为桥梁,陈郡谢氏最终还是继琅琊王氏之后,与刘裕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谢晦加入刘裕军府,谢方明加入刘道怜军府,二人后来都成为了刘宋的朝廷重臣。然而比起琅琊王氏,谢氏子弟多是贪权、欲多之人,结果刘宋建立后没几年,谢晦、谢灵运、谢皭、谢遯、谢世基、谢世猷等谢氏子弟就纷纷卷入权争而死。有意思的是,这些酸文人死前都还留有绝命诗,其中尤以谢世基的诗最有意思:“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透过此诗,谢氏子弟自负狂傲之心态一览无余。

注3:参阅山崎宏:《中国中世佛教的展开》第五章,《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家僧、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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