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从年初起陆续换届，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和国家监委联合下发通知，提出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

通知里还有一条：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找重点岗位干部专门谈心谈话。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的人一起找干部谈话，这种做法，在46年前的史料里也见过。

那一次，被谈话的人是时任副总理纪登奎。上门的两位，一位是宋任穷，一位是王鹤寿。要谈的事，是纪登奎本人的去留。

两位谈话人分属组织与纪检系统。宋任穷当时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王鹤寿是中纪委副书记。

一个管干部，一个管纪律，中央派这两位出面，可以看出这件事分量不轻。

谈话是在五中全会开会前进行的。据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回忆，两位是中央派来的，任务是把辞职的事通知他。

他们先肯定了纪登奎的能力，说七八成中央文件都是他牵头起草的。话一转到辞职，纪登奎当场就给了答复。

他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同意由自己提出辞职请求。他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要求再考虑几天。

一个身兼党政要职的人要交出全部职务，表态就这么干脆。事后，纪坡民问父亲，那次谈话是不是挨了批评。纪登奎说没有。

在他看来，自己的去留中央早有定论，两位老同志是领了任务上门的。他痛快一点，对方回去复命也省事，没必要给人家添难处。

一位副总理谈到自己去留的时候，先替谈话的人着想。

在组织部门干过的人常说，谈提拔好开口，谈退下来最难开口。被谈的人要是一拖再拖，最受罪的往往是谈话的那一方。

1980年2月底，五中全会同意了纪登奎等四人辞职，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党内职务由全会直接免去。

副总理是国家职务，要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程序，当年4月才正式办完。纪登奎当时接近57周岁。

纪登奎的生日是1923年3月17日，五中全会2月29日闭幕，算下来他还差十七天才满57周岁。到4月副总理职务免去时，他已经过了57岁生日。

按出生年份计算，当年为57岁。宋任穷和王鹤寿都是1909年出生，比纪登奎大十四岁。

宋任穷1978年12月接手中央组织部，那年他69岁。两位年约七十岁的老同志来谈五十多岁副总理的去留，可见这次调整看的是中央班子的全局，跟年龄关系不大。

纪登奎的履历是从基层一步步积累起来的。他老家在山西武乡，193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入党，那时刚满15岁。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河南工作，在许昌地委当副书记，同时兼任宣传部部长。1951年，许昌的宣传工作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还专门配了社论，号召各地学习。

1954年，他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在这之前，他已经当上了许昌地委的一把手。1975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从武乡少年到副总理，他走了将近四十年。辞去这些职务，则经过谈话、中央全会和国家机关的相应程序。也是在这次全会上，宋任穷进入了重新组建的书记处。

1985年9月，他自己也退出一线，转任中顾委副主任。在中组部的那几年，他为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推动老干部离退休出了很多力。

他劝别人退，轮到自己也照样退了。纪登奎退下来以后，组织上没有撒手不管。

那次全会上专门有讲话提到，辞职被接受以后，工作上要给他们安排，生活上要给他们照顾。后来他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待遇按正部级。

到了研究中心，他照样下去调研。他还亲自动笔写过一份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作者一栏只写了“调查组”，他自己没有署名。

这个细节，来自当年在九号院和他共事的赵树凯的回忆。1988年7月13日晚上，纪登奎心脏病突然发作，在北京离世，享年65岁。

官方生平评价他是优秀党员，介绍身份时用的是辞职后的研究员职务。他计划写的两部回忆录，也没能完成。回到眼下。

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今年8月有媒体梳理，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在中层干部集中调整中提任34人，轮岗交流23人，免职4人。

“能下”正在一个个单位里落实。干部下来以后去哪儿，是另一道坎。

今年2月刊文提到，有些干部被调整后没地方去、没岗位、没事干，“下”的出口不畅。纪登奎这段经历提供了一个参照：个人服从安排，组织妥善安置，人退下来了，还能接着做事。

接下来换届继续往前推，组织谈话只会更多，谈到“下”的场合也不会少。被谈话的人先替大局想一想，谈话的一方把后续安排落实好，干部的进退就不容易卡住。

1980年那次谈话，今天的换届还能拿来当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