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山西临汾,男子通过村委会把自家的地租给了某煤电集团,村委向村民承诺,租期是20年,每亩的租金为8800元。等租期到了之后,男子准备收回耕地,却发现土地压根收不回来,这才发现村委当时签了两套不一样的阴阳合同。
同一块地,村委跟矿企签的合同比跟村民签的早七天,期限多了八年,每亩多拿了一万二。山西临汾霍州师庄乡朱家岭村,2006年8月,村委先跟霍州煤电李雅庄煤矿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32.97亩,每亩2.08万元,租期28年,合计68.58万元。
七天后,村委转头跟村民签《土地补偿协议》:同一块地,租期20年,每亩8800元,白纸黑字写着“土地一次性补偿,以后不再重复”。矿企先签,村民后签。矿企拿到28年,村民以为自己只租了20年。差价去了哪儿,村委没有给过一本账。
更狠的东西在合同外面。2007年,霍州市国土局认定李雅庄煤矿非法占地,责令15日内拆除、恢复原貌,罚款近120万元。罚了,没拆。
2013年,同一块地被“补办”成了国有工业用地,50年出让,用途工业,文件里把这块地描述成“荒草地”——而2007年处罚决定书的图斑上,清清楚楚写着“耕地”。多名村民的原话是:完全不知道土地性质已经变更,没看到公示,也从没签过字。
合同到期那天,村民想去收地,发现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上面立着变电站、瓦斯抽放泵站、风井口,硬化的路面把土层垫高了好几米。
村委干的这件事,最扎眼的地方不是“贪了差价”。是它同时坐在了两把椅子上。
学术研究把村委会在农地流转里的位置摆得很清楚,“双重代理人”。一头它是村民的代理人,村民委托它把承包地集中起来对外流转。另一头它又是乡镇行政体系延伸到村里的末梢,承担着“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考核压力。
当代理人跟交易对手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合同怎么写,取决于他想让哪一头赢。朱家岭村的村委,一边代表村民签字,一边代表村委收钱。村民拿到的是“补偿协议”,村委拿到的是“租赁协议”。
两份合同的条款可以不一致,期限可以不一致,价格可以不一致,因为起草这两份合同的手,是同一双手。
审查的内容不是“合同写得漂不漂亮”,是合同的交易对手是谁、价格怎么定的、期限有没有超出授权、村民会议的决议有没有附在后面。一个村的合同在签字之前,得先过一道不归村委管的审查关口,村委就不能在同一张桌子上既当甲方又当裁判。
成都农交所推出土地经营权信托产品,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预存”进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统一对接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农民拿稳定的信托收益,土地银行赚的管理费跟农民的收益绑在一起,交易规模已经超过20亿元。
信托公司的利益跟农民的租金是同一个方向,租金越高,信托报酬越高。村委不再是唯一的中间人,也不再是定价的人。村民的承包权还在自己手里,但“去跟矿企谈价格”这件事,交给了一个吃这碗饭的专业机构。
村委想再签一份28年的合同把村民蒙在鼓里,信托合同上得有两个签字:农户的,和信托公司的。
朱家岭村的村民,缺的恰恰就是这两个签字。他们签的那份《土地补偿协议》上,只有村方代表吴新安的签名和村委会的章,没有村民会议的决议附件,没有乡镇备案的回执,没有一份文件告诉村民“矿企实际付了多少钱、租了多少年”。
村委既是卖方代表,又是买方对接人,还是合同条款的起草人。三样东西叠在一个人身上,阴阳合同不需要偷偷摸摸,它只需要两套模板。
让村委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不需要发明新东西。把浙江的“未经审查不签订”搬到每一个乡镇的农经站,合同签字之前先过一道合法性审查,审查的人不归村委管。
把成都的土地信托模式推到有条件的地区,让专业机构替村民去谈价格、签合同、收租金,村委回到“组织协调、监督履约”的位置上。
把村民会议的决议和乡镇备案的回执,变成合同生效的必备附件,缺一样,合同不成立。这三样东西干的是同一件事:把村委从那把“又签字又收钱”的椅子上请下来,让它坐回“替村民跑腿、替村民盯着”的那把椅子上去。
朱家岭村那块地上面,变电站还在转,风井口还在抽气。村民手里攥着20年的合同,脚下踩的是50年的国有工业用地。两张纸之间的那条缝,就是一个角色冲突没有被制度管住的村委,用两套合同、一次土地性质变更、和一份“荒草地”的描述,一点一点凿出来的。
下一个村委再想同时签两份合同的时候,签字之前最好有人问一句:你今天是代表村民,还是代表矿企。两个身份不能在同一张纸上同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