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财两空!”福建周宁,一女子的前男友欠债不还、态度不好,现任男友憋着火提出设局,女子点头。女子以心情低落约出前男友喝酒,从KTV喝到夜宵摊,等对方醉得站不稳,主动送回出租屋发生关系,随后反手报警,声称自己被强 奸。现男友不露面,在手机那头实时指挥约酒、送人、发生关系、报警,像导演盯片场。警方信了,立了案,前男友因涉嫌QJ罪被刑拘,后取保候审。警方一查,发现猫腻,这场局就是这对情侣设的。案发后,女子及其男友被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提起公诉。法院这样判决。
彭某85年的,汤某91年的,俩人正处对象。汤某前头还有个男朋友叫高某。
高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一个晚上之后,突然变成“QJ案嫌疑人”。
他和汤某谈过恋爱,分手后还夹着一笔说不清的旧账。汤某现在的男友彭某,一直觉得高某“欠钱不还、说话还难听”,心里憋着气。
某天,彭某跟汤某说:“咱别跟他吵了,直接给他挖个坑,让警察收拾他。”汤某没拒绝。
2025年8月3日傍晚,汤某发消息给高某,语气软乎乎的:“我最近心情特别差,能不能陪我喝两杯。”高某去了。
先是KTV,后来转到尚城广场夜宵摊。汤某不停递酒、碰杯,话里话外都是“以前你对我挺好”。高某本来就有点防备,但架不住对方一直劝,几轮下来,人已经晕得厉害。
有意思的是,这中间汤某手机没离过手。彭某在另一头用聊天软件实时盯着:什么时候该继续灌酒,什么时候该说“我送你回去”,每一步都像排练过。
高某醉得站不太稳,汤某扶着他,主动说:“我送你回租的房子。”
到了出租屋,两人发生了男女关系。整个过程没有打、没有绑、没有第三者冲进来,是汤某自己跟进去的,也是汤某事后自己拿起手机拨了110,报警称:“我被高某QJ了。”
电话那头接警员立刻转警。警方到场、勘验、做笔录、把高某带走,以QJ案立案侦查。8月5日,高某被刑事拘留。
8月19日,高某被改成取保候审,但案底流程已经走了一道,名声、精神、生活全被搅乱。
而汤某挂了报警电话,还在给彭某发消息:“按你说的,报了。”
他们以为天衣无缝。可谎言最怕“太顺”:一个“被QJ”的受害人,报警前不哭不闹,步骤清晰;聊天记录里全是指挥轨迹;所谓暴力抗拒,半点伤痕和反抗证据都没有。
2026年5月,警方先电话通知汤某配合调查,又在某处门口把彭某抓获。铁证一摆,剧本穿帮。
6月26日,高某出具谅解书,对汤某予以谅解。
随后,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彭某、汤某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彭某可能辩称,事情起因是债务纠纷,自己虽提议设局,但并未直接拨打110,报警是汤某实施的,不应把自己认定为主犯。高某后来已取保并出具谅解,实际危害有限,请求从轻处罚。
汤某则可能辩称,自己受彭某提议影响,报警时情绪冲动、对法律后果认识不足,在共同行为中作用较小,系从犯,且已取得高某谅解,请求从轻处罚。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彭某因债务纠纷提出设局,汤某表示同意。汤某以心情低落为由约高某饮酒,待其醉酒后主动送其回租住处,二人自愿发生关系,事后汤某当即报警称被QJ。而彭某通过网络平台实时联系、全程指挥。
上述事实表明,二人对“自愿发生关系”这一真相是明知的,报警内容系主动编造,且各环节有预谋、有分工,不属于认识偏差或检举失实,应认定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公安机关接警当日即以QJ案立案侦查,高某于8月5日被刑事拘留,8月1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虚假报警已实际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并导致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法院认为,彭某、汤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诬告陷害罪。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彭某提出犯意、设计环节、全程指挥,汤某具体邀约、送人、报警,二人相互配合,构成共同犯罪。
不过,彭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汤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此外,汤某取得被害人高某谅解,有悔罪表现,经评估没有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条件,可依法宣告缓刑。
最终,法院判处彭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汤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
这个案件警示我们,报警是公民权利,但权利不能用来设局害人。债务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感情纠纷也应理性处理。把刑事报案当成报复工具,最终反噬的往往是自己。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