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再次语出惊人!他曾说:“我们再次出现了如孙中山当年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的局面。普遍的信任危机,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都不断出现。无论是少数成功者还是多数弱势群体,没有一个阶层有生命幸福感......”字字诛心,振聋发聩!
一个社会越来越富,人们却未必活得更安心。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指出,当前国内再度出现“一盘散沙”的状况:信任危机持续存在,各类社会不良现象偶有出现,无论成功群体还是弱势人群,都有可能找不到人生的幸福感。这番言论的表述分量十足,会掀起相关讨论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有人觉得这是在放大焦虑,也有人听出了现实中的无力感。王德峰从未否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成果,他只是提出疑问:当大众物质条件变好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没有同步跟上?
这种追问并不抽象。老人摔倒在街边,路人可能先担心“扶了会不会惹麻烦”;有人突发疾病,围观的人举起手机,却迟迟没人上前。网购要反复看评价,和同事朋友相处也留着几分戒心。不少人在同一栋楼住了好几年,碰到邻居也未必会主动问候,过去那种熟络的邻里互助氛围,如今在很多地方正慢慢变淡。
这类现象的背后存在十分复杂的成因,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其归为所谓的“人心变坏”。但当人们普遍觉得多帮忙可能惹祸、讲真心可能吃亏,防备就会变成习惯。每个人都在保护自己,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
信任的浓度一旦下降,社会日常运转的方方面面,都得额外多走一道核实流程。普通人怕被坑,老板担心员工不可靠,员工也怕承诺落空;合作要反复设防,善意要先掂量风险。看起来每个人都选了对自己最无风险的稳妥选项,到头来反倒让人和人之间更难产生亲近联结。
王德峰将这类精神状态和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一盘散沙”表述相关联,也有观点认为两个时代根本无法放在一起比对。百年前,中国面对的是贫弱与民族危亡,民众难以凝聚力量;今天的问题,则更多来自快速转型:熟人社会逐渐松动,旧有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在变化,新的公共意识还没有完全扎根。
由熟人社会逐步过渡到陌生人社会,这一进程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催生的必然产物。真正棘手的是,契约意识、规则观念和公共责任没有同步长起来。大家都抱怨环境冷漠,却觉得自己无力改变,于是只顾好自家门前的事。单独看每一个选择都合乎情理,叠加到一起之后,反倒有可能让公共生活的疏离感持续加重。
并非只有经济条件差、日常开销紧张的群体,才会出现幸福感不足的状况。面对房贷、教育、医疗和日常开销,许多普通人忙着维持生活,喘口气都不容易。可在别人眼里已经成功的人,也可能被竞争、行业变化和财富的不确定性推着走,担心失去已有的一切。
问题在于,社会常把成功压缩成一把尺子:赚得多不多、职位高不高、有没有往上走。还没达成目标的人拼尽全力往前赶,已经达成的人却又时刻担心失去现有的位置。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竞争路径里,攀比永远没有止境,想要稳稳获得幸福感自然十分困难。
王德峰在《寻觅意义》中提及,现代人的不安大多和“意义”二字脱不开关系:生活、工作、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不是劝人放弃努力,也不是劝人躲开现实,而是提醒人别把人生全部换算成收入、职位和输赢。物质条件能够优化人们的生活品质,可单靠它很难给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答案。
他所谈及的中国哲学相关内容,远不只是各类书籍上写着的纸面道理。孔子既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也说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倡导大家将体谅他人、恪守诚信纳为自身行事准则。季札守住赠剑之诺,曾子每日反省是否忠信,都是在说:没人监督时,仍愿意守住底线,信任才有落脚处。
礼从来都不单单是那些繁冗细碎的刻板规矩。周公制礼、孔子谈礼义,关心的是人怎样共同生活、怎样不让公共秩序失控。北宋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主张;范仲淹创设义庄帮扶族内贫困弱势者,是将互助转化为长期举措,而非一时兴起。
这些传统不能原样搬回今天,现代社会也不能只靠道德劝说维持秩序。法律和规则要明确,伤害他人、投机取巧的人要承担代价;与此同时,教育、家庭和日常交往也需要培养共情与责任。依托外在规则能守好行事底线,内在的道德素养则会驱动人主动多付出些许,二者都不可或缺。
王德峰说出的相关表述,核心用意是作出提醒,绝非针对整个社会下达判决。灾难来临时,仍有普通人伸手相助;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不声张的善意,只是冷漠和冲突往往更容易占据视线。一个社会要重新聚拢人心,既要让善意不吃亏,也要让平凡生活有尊严、有意义。
物质富裕能让生活更有底气,彼此信任才能让人心真正安定;所谓告别“一盘散沙”,不是要求所有人想法一样,而是让每个人都愿意为共同生活留出一点善意。
信源:人民网 2024-04-16 09:12 理性看待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