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守自盗!”广东东莞,一个95后的年轻辅警,本该是派出所里的“自己人”,却成了监守自盗的“家贼”。值班期间,他先后把手伸向所内物品保管柜和办案区,偷走他人被扣押的现金、金首饰、苹果手机,甚至拿着事主手机把零钱通和银行卡里的12万多悄悄转走。两个月后,又偷走金项链、劳力士手表等物品。案发后,男子经民警电话联系自行投案,家属退回18万元,部分物品被缴回。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男子提起公诉,法院判了。
在某派出所,祁某是一名“95后”辅警,日常工作包括值班备勤、协助民警处理案件等。他原本有着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内心的贪念却让他在值班期间动起了歪心思。
2025年6月15日凌晨5点多,派出所里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祁某却悄悄起身,径直走向二楼研判室。
那里有一个物品保管柜,里面存放着涉案人员被扣押的财物。祁某轻车熟路地打开柜子,将一个属于党某的LV手提包偷了出来。
他没有立即把包带走,而是先把手提包里的10400元现金抽出来藏好,随后把空包放在二楼办案民警办公室的一张空置办公桌上,伪装成被遗忘的样子。
过了几天,6月22日下午1点多,祁某又惦记上了那个LV包。这次他下手更狠,把包里剩下的东西一扫而空:一个扁形金手镯、一个圆形金手镯、一条带算盘形状金吊坠的项链、一对金耳环、一枚金戒指,还有一台苹果13手机。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13万多。
祁某拿回去后,还不满足,他翻开机主的手机,找到某支付平台,把零钱通和绑定的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转走,总共转了125790元。这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快,钱已经所剩无几。
得手后,祁某并没有满足,他竟然使用那台苹果13手机登录党某的某平台账户,将党某零钱通以及绑定的银行卡内的12.5万元陆续转走。
这事儿要是换个人,偷了这么多早就跑了。可祁某倒好,两个月后,2025年8月的一天凌晨,他又来了。
这次他上了三楼办案2室,把林某被扣押的两枚金戒指、一条金手链、一条金项链和一块劳力士手表全部盗走。这些东西价值30多万,尤其是那块劳力士,市面上随便一块都得十几二十万。
但天网恢恢,纸包不住火。2025年9月17日晚上8点多,派出所民警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祁某听完就明白了,事情败露了。他没跑,而是自己去了公安机关投案。
事后,他家属凑了18万元退赔给派出所。
随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祁某提起了公诉。
或许有人会问:一个辅警,怎么能在派出所里多次盗窃而不被发现?这背后,除了个人的贪婪,是否也有管理上的疏漏?但无论如何,法律不会因身份而网开一面,祁某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祁某作为辅警,对扣押财物并没有管理、支配的职务权限,只是借值班机会熟悉环境、靠近保管柜,属于“利用工作便利”而非“职务便利”。
他两次趁人不备,把党某、林某被扣押的现金、金饰、手机、劳力士等物拿离保管场所,并冒用机主手机转走钱财,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转移他人占有财物的行为,完全贴合盗窃罪构成。
需要强调的是,祁某虽然是辅警,但辅警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身份。同时,他盗窃的是派出所保管的涉案财物,这些财物并非派出所“本单位财物”,因此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换句话说,“监守自盗”不等于当然构成职务侵占,具体还要看主体身份、财物归属和是否利用职务上的管理、经手便利。
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法院认为,祁某涉案金额远超30万元,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标准,法定刑本在十年以上。
但是,结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等规定,祁某经民警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属于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同时,祁某到案后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且家属积极退回18万元,部分赃物被追回,依法可以从宽处罚。
最终,法院在“数额特别巨大”的档次内大幅减轻处罚,判处祁某四年有期徒刑。
回头看这事儿,祁某才二十多岁,本有大好年华,就因为一时贪念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偷的不是别人,是派出所里扣押的涉案财物,这等于是在同事眼皮子底下作案,胆子不可谓不大,脑子也不可谓不清醒。
可偏偏就是这种“清醒”,让他觉得“我值班我方便”,结果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