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剧院内，歌剧第二幕已开演，一名女观众仍在与同伴交谈，邻座另一观众抬手置唇边发出“嘘”声示意安静。约20分钟后，被“嘘”者称右耳闷胀不适，次日门诊病历上赫然出现“右爆震性聋”诊断，遂以一声“嘘”致聋为由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7.5万余元。最后，法院判了！
 
2025年7月6日下午，张某坐在24座，她的朋友坐在22座，两人还在说话。王某坐在张某右侧的26座，侧过身，把手指挡在嘴前，朝张某发出一声短促的“嘘”。
 
这个动作在剧场里不算罕见。演出进行中有人交谈，邻座抬手示意安静，多数时候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岂料，大约二十分钟后，张某告诉王某，自己的耳朵非常不舒服，是那声“嘘”造成的。她要求王某陪她去医院，王某没有答应。张某随即报警，随后被送到医院急诊。
 
当晚的急诊病历写得很具体。张某主诉右耳闷了两个小时，加重伴随肿胀感半个小时。

检查结果却是：右耳没有牵拉痛，鼓膜结构完整，标志清晰，没有充血，也没有异常分泌物。急诊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冰敷休息，第二天门诊复查听力。
 
鼓膜完好。
 
第二天，张某换了另一家医院。门诊病历上出现了新的诊断：右外耳挫伤，右爆震性聋。7月9日复诊，耳内窥镜下没有明显异常，但双耳耳声发射均未通过。
 
张某说，右耳听力一直没有恢复，耳鸣也跟着来了。

她靠药物和清耳设备维持，接诊医生告诉她，即便听力能回来，耳鸣也很难消失。她把这笔账全部算在了王某那一声“嘘”上，向法院申请鉴定右耳爆震性聋的伤残等级，索赔医药费、清耳设备费、误工费等，合计75967.41元。
 
法庭上，张某的主张很明确：那声“嘘”尖锐、有穿透力，直冲右耳，就是致聋的原因。她还提出，自己此前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听力方面的毛病。
 
王某的说法是另一回事。她承认自己发了“嘘”声，但那是演出已经开始、张某仍在持续交谈的情况下做出的提醒，手指挡在嘴前，没有争吵，没有肢体接触。
 
法院调了剧院的监控，可摄像头离座位太远，画面里没有声音，当时剧院又已经关灯，什么也看不清。现场还原不了，能依靠的只剩下病历、医生证言和常理。
 
两位接诊医生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法一致：人一般用来提示安静的“嘘”声，造不成爆震性耳聋，也构不成听力下降。
 
法院还注意到了一个时间差。事发当晚的急诊记录写着鼓膜完整，次日门诊却出现了“右爆震性聋”的诊断。

诊断医生自己也说明，张某没有既往听力检测报告可供对比，无法判断这次听力下降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何而起。鼓膜从头到尾没有破损。
 
一审法院把话说得很直。歌剧第二幕开场、灯光熄灭、乐队已经奏乐，张某仍在与同伴持续交谈，这种行为本身已经影响到周围观众。

王某抬手掩嘴发出“嘘”声，目的在制止交谈、维持观演秩序，方式常见且克制，主观上没有伤害张某身体健康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至于因果关系，法院的判断落在一句常识上：一次近距离的、示意安静的“嘘”声，音量、频率和作用方式，与爆炸、枪炮声那种能够造成爆震性聋的高强度冲击波，存在本质区别。

张某申请伤残鉴定，法院也没有准许，理由是现有证据已经足以对专业问题作出认定，再鉴定没有意义。
 
一审驳回全部诉求。
 
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她补充了检查报告和医学资料，提出“嘘”这类清辅音属于高频窄带噪声，短时暴露存在诱发听力损伤的可能。

二审法院认同一审的逻辑：没有受伤前的听力基线，就无法确定耳部状况出现的时间；就诊资料反而提示，听力问题大概率不是单次短促刺激造成的。上诉驳回，维持原判。
 
还有一个细节始终摆在案卷里。事发当晚在派出所，双方曾有过一份书面调解协议。

张某后来主张签字时没有看清内容、不是真实意愿，但法院审查后认定协议程序没有问题，仍然有效。
 
一声“嘘”，从剧场里的人际摩擦，走到两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前后不过数月。

判决之后，讨论并没有停在“谁对谁错”上。有人想到的是另一层：如果提醒邻座保持安静也要被索赔七万多，往后在剧场里、电影院里，还有多少人愿意开口。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信息来源：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