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9日，山东淄川马鞍山。

山上30多个人，山下来了2000多日伪军。

守山的人里，有伤病员，有抗属，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有修械工人。真正能端枪作战的，屈指可数。

指挥这群人的，是一个刚刚锯掉右腿、拄着拐杖站立的副团长。

他叫王凤麟。

王凤麟不是山东人。

他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卧龙河村，原名李芳。家里穷，小学只念了四年，后来跟父亲在地里刨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那一年，他两个哥哥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王凤麟没有多犹豫，很快也投身进去。日本人来了这件事，让这个东北农家子弟明白，他这辈子的路跟从前不一样了。

1935年底，党组织把他选派出去，送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工兵班深造。那是一所专门培养各国革命人才的综合军政大学，学员来自十几个国家。王凤麟在那里学的，是爆破技术。

回国之后，他把这套东西带进了八路军的队伍，在山东一带教出了一批爆破手，炸碉堡、炸铁轨、炸据点，打法灵活，战果累累。鲁中军区后来把他的爆破经验整理推广到全军。这个来自东北的流亡汉子，就这样在山东的战场上扎下了根。

1942年8月8日，莱芜吉山，一次遭遇战突然打响。

战场上子弹不认人，王凤麟右腿中弹，膝盖下20厘米处粉碎性骨折。

那时候医疗条件极差，药品短缺，伤口感染之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告诉他，没有别的办法，右腿下部必须截肢。

手术就在那样的条件下做完了。

消息传到旅部，旅长廖荣标给了指示：让王凤麟去马鞍山养伤，多给他留点粮食、水和弹药，等主力打回来，再把他接回部队。

王凤麟没有多说什么。9月24日，他带着警卫员赵希林和通信员小张，背着那杆带瞄准镜的德国狙击步枪，拄着拐杖，一路辗转，于10月5日登上了马鞍山。

马鞍山位于山东淄博淄川区口头乡，主峰海拔618米。山顶上有东、西两个石峰，中间一条狭窄的山脊相连，远望形如马鞍。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唯一能上山的，是贴着石壁凿出的一条石阶路。
易守难攻，一夫当关。

也正因如此，抗战以来这里一直被当作安置伤病员和家属的"小后方"。王凤麟上山的时候，山上住着的是一旅二团的部分伤员，加上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冯毅之的家属——他父亲冯旭臣、妻子孙玉兰、三个未成年的女儿，还有妹妹冯文秀，一家六口都在山上。另有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地方干部和修械工人等，合计四十余人。

王凤麟一上山就没闲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外面反扫荡的形势，组织人手下山挑水运粮，指挥修筑南天门两侧的胸墙，把这个地方尽可能地布防起来。11月初，扫荡沂蒙山区的一路敌军从山下经过，他带着大家观察动向，心里已有了数。

就在这时，有人出卖了马鞍山。

史料记载的告密者，名叫冯云三，是一个汉奸。

他向途经山下的日伪军报告：山上有八路军的领导干部，有兵工厂，储备着大量军用物资。

这话半真半假。山上确实有干部、有伤员，但所谓"兵工厂"根本子虚乌有。

日军信了。

1942年11月9日上午10点前后，日军飞机先到——在孟良台山顶盘旋几圈，随即俯冲马鞍山，开始轮番轰炸。山顶地势狭窄，许多炸弹落进了山脚，但也有不少炸上了山顶。轰炸整整持续了一天。
王凤麟拄着拐杖，靠在东顶制高点上观察敌情，指挥大家隐蔽。他爬进一个石窝，举起那杆德国狙击步枪，一动不动地等。

第二天，战斗升级。

敌人调来30多辆汽车，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运来3000余名日伪军和大量弹药，同时在周边山头增设了多门大炮。

西顶的储水井被炸弹击穿，积水流干，山上断水。两天了，没有人吃上一口饭。

但王凤麟没有停下来。

他端起那杆狙击步枪，从石缝里瞄准山腰督战的一名日军军官——那是32师团前来督战的参谋长山田大佐。扳机扣下，对方应声倒地。

然而也让已经恼羞成怒的敌人更加疯狂。炮弹开始密集砸向南天门。

守南天门的谭克平、李成式等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全部牺牲。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这个普通老人，冒着炮火一遍遍搬石头、运弹药，喊着"宁死也不当俘虏"，后来中弹牺牲在阵地上。

弹药越来越少。石头越砸越少。子弹快打光了，战士们抱起石块继续砸。夜里，王凤麟命人按预定信号击鼓鸣钟，向远处山头的同志们报告：马鞍山，还在。

有人想用布匹拧成绳，把家属和孩子送下山。绳子结好垂下去——因为承重不够，断了，人掉进了悬崖。

这条路，也断了。

战斗打到最后。

南天门失守。日军沿着石阶台阶向东顶猛冲过来。

王凤麟下令："把枪栓卸掉，丢到山下。"

不能让武器落进敌人手里。

战士们拔出刺刀，用身体迎上去，与涌上来的日军展开最后的肉搏。搏击声一点点稀疏下去。

王凤麟已经多次负伤，浑身是血，仍坚持到了最后。等到四周的声音全部沉寂，眼前又一群敌人涌上来，他抬起手，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主要信源】
《马鞍山保卫战》，山东省民政厅"红色故事展播"，202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