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跪在花坛前面磕了几个头，哭得撕心裂肺，我当时还以为她是真心悔过。”受害人的儿子黄平后来在采访里说了这句话，但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开庭之后陈某芬就翻供了，把责任全推给前夫杨某根。

2026年11月10日，四川泸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陈某芬犯故意杀人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两万七千元。同案被告人杨某根，也就是陈某芬的前夫，判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一笔4万元的借款，最后变成一条人命、一个孩子28年的寻找。更让人难受的是，吴某萍去见陈某芬，是因为对方说要还钱。她带着收回欠款的打算上楼，却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店里。

事情得从1996年说起。吴某萍在泸州公交商城做服装生意，陈某芬也是商城里的经营者。陈某芬借走4万元，约好第二年农历新年前归还。到了1997年初，她为逃避债务，向当时的丈夫杨某根提出杀害吴某萍，杨某根同意了。

1997年2月1日，陈某芬以还钱为由，把吴某萍约到仓库。趁吴某萍清点款项，杨某根双手扼住她的颈部，致其死亡。当晚，两人又把遗体转移到楼顶，埋进花坛。

这件事最冷的地方，就在于前后都有安排。先提出杀人，再借还钱把人叫来，最后共同藏尸。吴某萍相信熟人，也相信借出去的钱到了该归还的时候，对方却利用这份信任设下了圈套。

那年，黄平只有10岁。他失去的首先是母亲的音信，之后才是对整个童年的依靠。家人寻找、报案，警方走访排查，却迟迟没有找到答案。他后来辍了学，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母亲。

对旁人来说，28年可以用一句话带过；对一个等妈妈回来的孩子来说，每一年都得自己过。没有遗体，没有确切下落，连最后一点希望都难以放下。这起命案造成的伤害，就这样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转折发生在2025年6月7日。商城楼顶施工，工人拆开花坛，发现了白骨。一块长约1.5米、宽约1米的地方，竟藏着失踪多年的答案。

警方最初提取DNA比对，并没有直接找到匹配对象，于是重新走访老商户、翻查失踪记录。吴某萍的亲属提供了老照片，其中红色呢子大衣与现场残留衣物对应上了；当年的店员也回忆起，是陈某芬把吴某萍叫走的。

随后，亲属DNA比对确认了死者身份。多年没有结果的寻找，终于有了方向，家属却也必须面对最残酷的结局：母亲早已遇害。

追查陈某芬，同样费了不少工夫。她更换身份，在上海生活。民警沿着亲属关系、陈年户籍资料和老照片往下查，最终将她与另一身份联系起来。专案组历经113天侦查，查阅近5万份档案，才把断开的线索一点点接上。

陈某芬的四项罪名，也说明她这些年做了什么。2004年、2011年、2025年，她先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此后又用虚假身份证件办理出入境证件，用于购票、住宿、购房等活动，并多次偷越国（边）境。

旧案之所以难，不只是隔着年月，还隔着被人刻意改动的身份。把这些伪装一层层剥开，靠的是具体的走访、核对和证据，而非等着谁突然良心发现。

2025年9月，两人先后落网。陈某芬被押回泸州指认现场时，朝花坛方向下跪磕头。然而到了2026年7月庭审，她又把犯罪起因往杨某根身上推。花坛前的姿态和法庭上的说法，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不少人关心：动手杀人的是杨某根，为什么陈某芬受到的处罚更重？

法院把两人的责任分开作了评价。陈某芬提出杀人，又负责诱骗被害人到预谋地点，对案件发生起着关键作用，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相对主导；杨某根直接实施杀人，作用积极，两人不区分主从犯。

量刑还要看各自归案后的表现。陈某芬对主要罪行没有如实供认，法院认定其罪行严重，虽有赔偿情节，也不足以从轻。杨某根则有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情节，因此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也让人看明白，责任不能只按谁最后伸了手来算。提出犯意、设计见面、把被害人带到现场，同样是犯罪的重要环节，不能因为没有亲手实施致命动作，就把自己摘出去。

案中还有12万元赔偿。两名被告人的家属已经代为赔付，法院认定相关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已足额赔偿，因此不再支持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这个结果对应的是具体费用，无法衡量家属28年的失去。

宣判当天，黄平带着母亲的遗像走进法院。他表示，会依法申请抗诉。对这个家庭而言，判决带来了迟来的交代，但母亲陪伴孩子长大的那些年，已经永远补不回来了。

人们记住这起案子，不该只记住花坛前的一次下跪。更该记住那个把钱借给熟人、却没能平安回家的母亲，和那个一直在寻找她的孩子。眼泪是否真诚，外人难以看透；罪责如何承担，终究要由事实、证据和法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