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也写歌词

写诗赋词对于大作家来说，是小道。这话搁在鲁迅、茅盾、老舍身上，大体不差。他们写小说散文是正经活儿，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一字一句都要掂量斤两。至于歌词，那是另一路笔墨，短，浅，要入乐，要让人听得懂，唱得顺。让这帮人精去写歌词，好比让雕刻大师去削个苹果待客，不是不能削，是削了也不觉得算什么成就。古代的大诗人大词人不一样，柳永写词是给歌女唱的，苏轼写词是抒怀的，词在他们手里是正经文体，写得好了照样传世。现代作家没这个心理负担，歌词于他们，更像顺手人情，或者战时宣传的急就章。

鲁迅就写过歌词，而且是儿歌。那首《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象”，简单得近乎幼稚，是他哄儿子周海婴睡觉时随口编的。这玩意儿能叫歌词吗？能，后来还真被电视剧拿去做了插曲。但你若拿这个去问鲁迅，说“先生您这歌词写得如何”，他大概会翻个白眼，觉得你无聊。他写这东西的时候，心里没有“作品”二字，只有儿子。

老舍也写过，而且写得不少。抗战爆发后，他放下小说不写，跑去写鼓词、写唱本、写太平歌词。他说得明白：“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失身份。”这话说得实在，也透着一股子明白人的通透。他不是觉得歌词有多高，他是觉得这事儿有用。有用就写，写完就扔，不端着。

所以你说大作家写歌词，多半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这话对了一半。对的是，他们确实不把这当回事；不对的是，他们不写则已，写了也不觉得掉价。老舍那番话就是证据。

但凡事有例外。李敖就是个例外。

李敖什么都写，也写歌词，而且写完之后自夸的架势，前无古人。他说自己“孤诗压全唐”，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前面顶着；又说“孤词压全宋”，有岳飞的《满江红》在那儿摆着。然后他抠牙缝弄出两首歌词，就敢说气死台湾音乐界所有作词人。这话狂不狂？狂。但李敖的狂是有底气的狂，或者说，是他自己给自己垒出来的底气。他写的那两首，一首叫《忘了我是谁》，一首叫《只爱一点点》，当年都流行过，王海玲唱，巫启贤也唱。你说它们有多高的文学成就，未必；但你说它们完全不入流，也不公道。李敖的本事在于，他写什么都要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哪怕写的是歌词，也要把它抬到“压全唐”“压全宋”的高度。这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自负，更像是一种故意的挑衅：你们觉得歌词是小道？我偏说它是大道。

无独有偶，古龙也写过歌词。写武侠小说异军突起的古龙，写了一首叫《侠客》的词，成了《陆小凤》电视剧的主题曲。古龙写歌词，跟李敖又不一样。李敖是故意把歌词往高里抬，古龙是随手一写，写完就扔。那首《侠客》的词，搁在古龙的小说里，也就是一段韵文的水准，不算多好，但配上电视剧的画面和旋律，居然也像那么回事。古龙这个人，一辈子活在酒和江湖里，写歌词于他，大概就跟多喝一杯酒差不多，痛快就行，不讲究。

说到底，大作家写歌词，分几种。一种是鲁迅式的，写给自己人看的，不当回事；一种是老舍式的，写来当武器用的，不觉得掉价；一种是李敖式的，写了就吹，吹得天花乱坠，你明知道他在吹，却也不得不承认他吹得有点道理；还有古龙式的，写了就忘，酒醒之后不认账。

这些人跟古代的大诗人大词人不一样。古代那帮人，写诗填词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写好了是要刻在集子里的，是要传世的。现代大作家有小说散文在前面撑着，歌词写得再好，也只是添头。他们心里清楚，读者心里也清楚。

但有趣的是，恰恰因为这种“不当回事”的心态，他们写出来的歌词反而有种松驰感。鲁迅的《小红象》因为不刻意，所以天真；老舍的鼓词因为不端着，所以有力；李敖的歌词因为吹得太狠，反而成了话题。古龙的《侠客》因为随手一写，倒也有几分江湖气。

大作家写歌词，就像大明星偶尔去小屏幕客串。演好了是惊喜，演砸了也不丢人。反正人家的大屏幕还在那儿摆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