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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见一见他!"1953年,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

"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见一见他!"1953年,一妇女来到中南海求见周总理,门卫不让,女子竟说自己是周总理以前的妻子!相见后,周总理紧紧握住她的手,感慨道:"可算又见到你了,当年多亏有你啊!"
 
这话听着像是误会。可她说的“妻子”,并不是一段婚姻,而是一项在危险年代里承担的掩护任务。她叫范桂霞,二十多年前,曾在香港照料重病中的周恩来。
 
那一年,周恩来刚经历南昌起义后的辗转,途中染上恶性疟疾,病得几乎无法行动。国民党正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把一位重要干部安置在哪里、怎样避开耳目,直接关系到他的安全。
 
组织把任务交给了范桂霞。她当时22岁,来自广东佛冈,家里行医,自己也读过书,参加革命已有一段时间。几个月前,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她家遭到军警搜查,父亲被打成重伤,临终前让她赶快逃走。她后来辗转到了香港,和组织接上了头。
 
接下来的安排很特别。范桂霞要假扮周恩来的夫人,对外称自己是姓李的商人太太,住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秘密住所,负责照料他的日常起居。
 
对一个22岁、还没有结婚的姑娘来说,这个身份难免让人不自在。但眼前更要紧的,是让周恩来躲过搜查、尽快养好病。范桂霞答应了。
 
在那间住所里,她端水喂药,擦身换衣,守着高烧中的周恩来。周恩来清醒时,有时会问起邓颖超,确认范桂霞认识她,才稍稍安心。半个多月后,周恩来的病情好转,准备离开香港继续工作,两人匆匆分别,连一顿像样的告别饭都没吃上。
 
当时谁能想到,这一别会长达26年?
 
1927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队伍不断转移,人员身份和落脚点都必须严格保密。后来到了1931年,顾顺章叛变又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带来严重破坏,秘密联络和安全掩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范桂霞做的不是普通照护,她还要守住身份,帮周恩来避开搜捕。
 
这些年里,范桂霞继续参加革命,后来结婚生子。由于南方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她渐渐和组织失去联系,最后回到广东云浮乡下教书,一教就是二十多年。她从年轻姑娘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乡村教师,而周恩来已经成为新中国总理。
 
1953年8月,范桂霞进京看望儿子。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到政务院工作,她此行本来只打算探亲,并没想打扰周恩来。后来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请邓颖超出面邀请范桂霞,约她在8月22日下午到中南海西花厅见面。
 
重逢时,周恩来认出了她,握住她的手,感慨总算又见到她,也没有忘记当年她的帮助。邓颖超也亲切地拉着范桂霞聊天,还特意用广州话和她交流。相隔二十多年,老战友能不能认出彼此,已经不只是记性好不好,更说明那段共同经历一直被放在心上。
 
那天晚饭很简单,有烧豆腐、北京烤鸭、青菜炒肉片和鸡汤。三个人从下午五点聊到晚上八点,说起香港的日子,也聊到这些年南方党组织遭受破坏、范桂霞辗转寻找组织却没有结果的经历。
 
周恩来理解她为什么回了乡下。他知道,组织遭到破坏后,许多人的联系中断,不是一个人的过错。临走时,他安排人给范桂霞买了回广州的火车票,还让专车送她到火车站。
 
这段往事让人记住的,不只是总理亲自送她上车,而是他没有把当年的照料看成一件过了就算的小事。一个22岁的姑娘曾经冒险照顾他,他在多年后仍记得她,也记得她后来经历的困难。
 
1973年,范桂霞遭受批斗和抄家,处境艰难。她听说周恩来病重,不愿上门打扰,只寄去一封问候信,邮票花了四分钱。周恩来收到信后,派人了解情况,得知她受到冤屈,随即要求有关部门处理,范桂霞的冤案后来得到平反。
 
这份记挂并不意味着每一位失联的革命者都能迅速找到组织,也不能把复杂年代里的处境说得简单。范桂霞离开组织多年,靠自己教书生活,直到1953年才重新见到周恩来。她的经历恰恰说明,组织联系一旦中断,个人往往要独自面对许多困难。
 
1984年8月22日,邓颖超再次在中南海接见范桂霞。31年前的同一天,范桂霞和周恩来、邓颖超共进晚饭;31年后,邓颖超拉着她合影,还送给她一只手袋。
 
从香港一间秘密住所,到中南海一顿家常饭,再到多年后的重逢,这不是爱情故事,也不只是一次旧友相见。范桂霞曾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战友,周恩来则用多年后的惦记和实际帮助,回应了那段并肩走过的日子。普通人的付出,有时没有留下响亮的名字,却会被另一个人记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