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项立刚批评尖端人才回国养老
对于大龄海外华裔学者归国，项立刚一直抱有反对意见，以前对杨振宁、丘成桐回国颇有微词，现在对袁钧瑛归国还是如此。
在项立刚的眼里，这些回国人员，科研创造力的黄金期在中青年阶段。杨振宁的诺奖成果、核心学术突破都是在美国完成；等到年纪大了、科研创造力衰退之后才回国，本质是回国养老，享受国内科研平台、荣誉、资源；这类资源如果给到国内青年科研人员，产出效益会更高。
他这套观点和批评袁钧瑛是同一套逻辑：青壮年在海外建功，年老之后回国，不应该用爱国叙事包装，要警惕资源向高龄海外学者倾斜、挤压青年科研者空间。
杨振宁回国不是单纯养老，2003年定居清华之后，创办清华高等研究院，亲自给本科生授课、选拔和推荐青年人才、搭建国际学术通道、推动国内基础物理学科布局、长期做科普，还变卖海外资产捐款支持科研建设。他的价值，不在于高龄再去拿新的诺奖，而在于学科生态、人才梯队的长期带动。
​ 项立刚混淆“个人科研创造高峰”和“学术引领价值”：基础学科的学术判断、学术网络、人才培养，是顶尖大师独有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会随着年龄立刻消失。
​ 杨振宁早年身处特殊年代，当时国内科研条件不足以支撑前沿理论物理研究，不能简单用当下标准去道德审判几十年前的选择。
​ 引进资深顶尖学者，和扶持青年科研人员，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给了老人就必然亏待年轻人”。成熟的引才体系，是分类评价、分开赛道。
袁钧瑛回国，项立刚老调重弹，认为她在美国度过一生，要退休了，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60多岁还有什么科研能力？现在回中国，就是挤占年轻人的经费，挤占年轻人的位置，压制中国年轻人的发展。
项立刚的逻辑：当年依托国家公派名额出国，青壮年科研黄金期留在美国、加入美籍，相当于“第一次辜负国家培养”；晚年再打着爱国的旗号回国，申请国内科研平台、经费资源，在他看来就是“再来拿资源，第二次欺骗”。他以此表达对一类引进模式的强烈质疑：不能反复用爱国叙事包装，把国内科研体系当成海外高龄学者的后路。
早年留美入籍=已经是“欺骗”，晚年回国=再次欺骗，项立刚的这个定性本身是情绪化、标签化的，存在明显漏洞。
袁钧瑛是通过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赴美留学，经费特点：国家负责选拔、组织考试；学生到美国之后，学费、生活费由美国大学奖学金承担，不是国家直接出钱资助海外学费生活费，属于早期特殊公派通道。
CUSBEA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才项目。当时国内科研条件薄弱，目标是快速培养一批顶尖生物人才，打通中美学术通道。项目本身没有强制回国的法律契约，所以不能直接套用现行公派留学的违约规则去追责当年的学员。
袁钧瑛留美不归，是个人发展的需要。1989年她博士毕业时，国内生命科学、细胞凋亡方向几乎是空白：缺少高端实验设备、专用试剂、稳定经费、成熟的同行学术网络。细胞凋亡、程序性坏死属于前沿基础研究，需要持续、高投入的平台支撑，当时国内实验室无法承接她这个方向的前沿探索，回国大概率会中断正在推进的原创课题。美国哈佛、MIT可以给她独立实验室、稳定经费、顶尖同行交流环境，支撑她开辟新研究赛道。
她当时瞄准的“细胞死亡”是冷门方向，风险极高、不确定性大。她希望抓住学术窗口期，在前沿领域做出原创突破。留在哈佛，才有机会独立建组、持续深耕，做出载入教科书的成果。这是她优先选择学术发展空间的考量。
当时留学那批人，选择有复杂时代背景，不能简单定性为欺骗。几十年前国内外科研条件差距巨大，很多学者留下是学术条件选择，不等于存心欺骗国家。
​ 袁钧瑛不是普通老太太，她辞去哈佛终身教职全职回国，搭建实验室、培养团队、打通国际学术网络，有实实在在的学科建设成果。贡献要靠实绩考核，不能直接预先判定为“骗资源”。
​ 杨振宁、丘成桐、袁钧瑛这样的顶尖学者的视野是国内学界很难自行获得的。他们判断前沿方向、搭建高水平研究所/中心，带动国内基础物理、数学从跟跑，走向进入国际前沿赛道。比如杨振宁推动清华高等研究院，丘成桐在多地建立数学中心。基础学科周期极长，单靠零散论文很难完成体系突破，需要顶层学术眼光。中国学术界急需像杨振宁、丘成桐、姚期智、袁钧瑛这样的顶级学者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