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此前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可按“敲诈勒索”起诉从严惩处！
 
2013年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事件，是最早让大众直观感受到“扶人风险”的案例之一。

当年6月15日，三名放学回家的小朋友途经小区楼下时，看见一位蒋姓老太太摔倒在路边，三个孩子没多想就凑上前，合力把老人扶了起来。

这件事当年在全国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好心伸手扶人，居然还能惹上官司。
 
谁知老人站稳后立刻抓住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腕，一口咬定是孩子打闹把她撞倒的，要求家长必须赔偿医药费。孩子家长赶到现场后，老人和家属不依不饶，坚称三个孩子都有责任，索要的赔偿金额也越提越高。

起初家长想着老人受伤，先治病要紧，还主动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可家属得寸进尺，索性赖上了三个家庭，张口就要数万元的赔偿。三个孩子满心委屈，反复说明自己只是好心帮忙，根本没有碰到老人。
 
事件闹到派出所后，警方展开了全面调查。办案民警找到了三名现场目击证人，均证实老人是自行摔倒，与三个孩子无关；医院的病历记录也印证，老人的伤情形成于事发当日，不存在此前旧伤的情况。

最终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作出认定：蒋某某与其儿子龚某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对蒋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其年满70周岁，依法不予执行；对龚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这是国内较早对“扶人反被讹”作出敲诈勒索定性的公开案例，可不少网友看完仍觉得惩戒力度太轻。讹人的老人没有实质处罚，受了冤枉的孩子和家庭，平白承受了一场无妄的惊吓与纠纷。
 
时隔十多年，类似的委屈依然在发生。

广东江门的快递员李师傅，就在2025年遭遇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风波。当年6月的一个中午，李师傅驾驶三轮车派送快递，行驶途中发现身后数米远的地方，有位老人摔倒在路边。他立刻停车上前查看，老人鼻部有出血，精神状态很差。李师傅询问是否需要拨打120，老人起初摆手拒绝，李师傅放心不下，还是拨通了急救电话。
 
他一直在现场等到家属和救护车抵达，还跟着一同前往医院，帮忙办理相关手续。本是一次寻常的善意之举，却在几个月后变了味。老人后续因故去世，家属直接将李师傅和其所属的快递公司告上法庭，提出92万余元的赔偿诉求，声称是李师傅的三轮车撞倒了老人。他一个普通快递员，从来没打过官司，接到传票的时候手都在抖。接下来的一年多里，他既要维持日常的派件工作，又要配合法院调查取证，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压力极大。
 
2026年9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师傅的驾驶行为与老人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家属的赔偿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全部驳回。官司赢了，清白也回来了，可李师傅耗费的时间精力、承受的心理压力，都没有办法弥补。他事后接受采访时说，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帮忙，但一定会先留存好证据，保护好自己。
 
比起李师傅靠法律讨回了公道，湖南祁东的牌馆店主肖大姐，最初选择了花钱买安宁。2026年8月，一位老人到肖大姐的牌馆休息，没过多久就突然晕倒。肖大姐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可老人最终因自身基础疾病离世。家属赶到医院后，一口咬定肖大姐要承担责任，张口就要10万元赔偿。
 
当地司法所介入后明确判定，肖大姐的帮扶行为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可家属反复到店里纠缠，生意没法正常经营，肖大姐不堪其扰，最终支付了19000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只求事情早点过去。

事件曝光后引发大量讨论，多数网友都替肖大姐感到不值。好在后续家属通过普法认识到了自身问题，主动将19000元补偿款全额退回，还公开致歉，表示之前不懂法律，不该向无责的施救者索要赔偿。
 
这一桩桩真实发生的案例，藏着大众对“扶不扶”的集体焦虑。很多人不是没有善心，是怕伸出手之后，要花十几天甚至几个月自证清白，要面对无端的指责和漫天要价的索赔。就算最后证明了自己无辜，讹人的一方往往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几乎不用付出任何实质代价。
 
李玫瑾的建议之所以能反复引发共鸣，本质上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必须提高恶意讹诈的成本，不能让行善的人独自承担风险。

事实上，法律一直站在保护善意的一边。《民法典》第184条早已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近些年的司法判决，也越来越清晰地传递出“不让好人吃亏”的导向。

但要真正打消公众的顾虑，光有保护施救者的条款还不够。对恶意讹诈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也需要跟上脚步。

只有让讹人者不再能“零成本试错”，普通人的善意才敢放心释放，路上摔倒的老人，才会有人敢上前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