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特朗普走得太近是个错误】

[在美式民主下，科技大佬选边站队的后果......省流：硅谷误判与MAGA结盟：本欲借特朗普争AI霸权、缓解监管、避欧洲约束，结果中国加速追赶，美国内AI反感加剧，全球反科技巨头情绪高涨。原因包括害怕错过、报复心态、政治傲慢、误读选举授权、风投推波助澜。科技领袖应远离党派博弈，与各届政府保持务实关系。]

（大西洋月刊）过去一周，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于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后，我一再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硅谷怎么会判断得如此失误？为什么科技界领袖们没有预见到，在2024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连任后，与MAGA阵营紧密结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下文并非针对科技界领袖个人的批评——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克制——也不是针对我的前老板马克·扎克伯格的个人评论。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他们所认为的公司利益。相反，我批评的是硅谷的一种从众心理，正是这种心理在此关键时刻导致了如此严重且完全可以预见的误判。

试图理解此事发生的原因尤为耐人寻味，因为若以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重大转型”理由来衡量，此次转型几乎完全以失败告终。当时，他们给出了三个主要理由。

首先，科技界领袖表示，整合华盛顿与硅谷的力量将有助于美国在与中国的AI霸权之争中占据上风。然而在过去的18个月里，根据包括模型性能和芯片研发在内的多数客观指标，中国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国甚至已完全超越美国：开放权重模型的部署速度更快，能源战略更具可持续性，且培养世界级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规模更大。

其次，硅谷领袖曾表示，与政府合作将有助于缓解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并克服针对科技巨头的“政治正确”式反对。然而，美国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如今比拜登执政期间任何时候都要消极，甚至比地球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要糟糕。他们声称要应对的正是这种反弹，却反而助长了这种反弹，这可谓是傲慢与无能的奇特“胜利”。

第三，科技高管们曾希望通过赢得特朗普的青睐，从而避免在美国境外——尤其是欧洲——遭遇不受欢迎的监管干预。特朗普政府在某些方面无疑确实起到了帮助作用。例如，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已成为科技领袖们对抗欧盟多项执法决定的重要盟友。但从任何其他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来看，这种做法都是一场灾难：在世界许多地区，反“科技巨头”乃至（唉）反美情绪从未如此高涨，而包括加拿大、印度、德国和巴西在内的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现在都在争先恐后地减少而非增加对硅谷产品的依赖。

因此，自硅谷转向支持特朗普以来，其“成绩单”大致如下：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实力增强；国内支持基础削弱；全球市场群情激愤。

当时我在相关讨论中曾扮演过边缘角色——在特朗普2025年就职典礼前几天，当硅谷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的联盟正式确立时，我宣布了从Meta全球事务主管职位上离职（此事与该事件并非完全无关）——我认为，导致这一非凡误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FOMO（害怕错过）。2024年，埃隆·马斯克在马阿拉戈度过了大选之夜。看到一位科技领袖——尤其是像马斯克这样令同行望而生畏的人物——与特朗普及其随行人员拍背寒暄，这激发了其他所有人效仿。在人工智能霸权这场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想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之一竟可能与特朗普身边那个极其功利的小圈子达成交易，这对他们来说显然难以忍受。他们都想出现在那里，以免被排除在外。

——报复。在特朗普连任竞选期间，科技界领袖们有太多值得愤怒的事情。有些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传统媒体、学术界和文化精英的不公正对待。保守派长期以来在硅谷这个传统上自由派占主导的氛围中感到不受欢迎。拜登政府笨拙地诋毁科技界领袖，而非与他们就政策和监管展开合作。这些因素造就了一大批权势显赫、财富雄厚且心怀不满的人。投身特朗普阵营似乎是扳回一城的好办法。

——对政治的误解。作为一名在民选公职岗位上任职近二十年、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科技行业及相关领域工作的人，我总是惊讶于那些聪明且富有的人，竟会如此热衷于大谈特谈他们知之甚少的领域——尤其是政治。他们的商业成功似乎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看法：只要那些头脑简单、目不识丁的公职人员肯听他们的，政治就是件容易的事。正是这种傲慢，让硅谷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恼火。

——科技炒作周期。科技界犯下的最基本错误之一，就是将自身那种受炒作驱动的视角套用到政治上。正因如此，许多科技领袖才将特朗普在2024年的胜选——尽管在普选票上仅以微弱优势获胜——解读为推行全面意识形态议程的授权。但选民最痛恨政客将他们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进而推行那些他们自认为并未投票支持的激进政策。英国的“脱欧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利用公投中那微乎其微的多数票，强行推行对公投结果的强硬解读。如今，绝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脱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同样，许多美国选民也厌恶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那种自私自利的派系作风和极端主义，尤其是其对选民自身经济困境的明显漠视。对他们而言，政府与硅谷的亲密关系正是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钟摆总是会摆动的。许多曾试图依附于特朗普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似乎认为，他的胜选标志着一场永久性的政治转变——钟摆将永远不会摆回原位。因此，他们立即加倍下注。这种果断在押注快速发展的技术趋势时或许是种优势，但在政治领域，它却阻碍了人们对长期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理解。

——风投大佬们 。从2020年左右开始，以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为首的一批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成为了美国文化战争的主角。他们将焦点放在了他们所认为的拜登政府与大型内容平台之间为压制保守派而达成的“阴谋”上，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其中许多人资助了2024年选举周期中支持加密货币的竞选活动，而他们在击败一些知名的亲监管候选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显然让他们有些得意忘形。他们以为，在多数选民根本不在意的单一议题（加密货币行业监管）上取得的成功，就是他们——以及至关重要的是整个科技行业——如何在政治中争取更大话语权的蓝图。但风险投资领军人物基于个人意识形态倾向采取行动（无论左右派），与大型科技平台高管如此行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理应享有自由，可以宣扬自己的观点，并将资金投入任何他们支持的事业，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自己并非在创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司，而仅仅是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我如今自己也在风投行业工作。）但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领导者，而你所开发的技术据称具有巨大且颠覆性的社会意义，那么你在党派政治上的参与就应当更加克制。

这一切为何重要？为什么有人会关心，那寥寥几位权势显赫的科技高管在试图玩弄政治时搞砸了？

我相信，人工智能仍然有潜力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人。但只有当硅谷和华盛顿都有一批聪明、有远见的人，愿意抛开党派立场携手合作，帮助将这项技术的惠益惠及全社会时，这种潜力才能得以实现。过去几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利益交换式联盟，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

民主党现在有充分的动机，要尽可能让支持特朗普的科技领袖们感到难堪。这或许能阻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试图操纵未来的选举。但这也可能导致一场报复循环，这对硅谷不利，对创新不利，最终对民主党本身也不利。

那些致力于开发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技术的大型企业，最好远离党派政治。试图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周期中随波逐流，无异于自取其辱。不久前，硅谷领袖们无论执政党是哪一个，都始终站在赋予个人权力的立场上。这始终比机会主义地依附于政治精英中当前占上风的一方更为崇高。

科技领袖应致力于与未来的执政者保持开放、富有成效的关系，无论其党派意识形态如何。为了他们自身和我们的利益，他们应该退出这场押注政治胜负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