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抗战初期,毛主席至少有四次,力挽狂澜,将红军和八路军行军和作战军事路线从偏离轨道拉向正确轨道。
一是通道转兵。如果听从李德博古的意见,李德博古就要把湘江血战后剩余的三万红军继续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师。这是一个更大的口袋阵,等待中央红军跳进去,被毛主席看穿,力主转兵贵州,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二是攻打打鼓新场。中央政治局都举手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并以辞职不干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从后来截获的敌军电报,证明毛主席又是对的。打鼓新场虽然是弱敌,但三面敌军正在向打鼓新场围来,如果红军倾全军之力攻打打鼓新场,后来可想而知。
三是东征山西。红军刚到陕北,是以巩固求发展,还是以发展求巩固。毛主席又与中央决策层有了争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不赞同东渡黄河进攻山西,以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优先。但毛主席的意见是以发展求巩固。陕北地瘠民穷,几万红军一下子来到陕北,难以生存,山西富庶,东征既可解决粮钱问题,也可解决兵源问题。事实证明,东征红军收获颇丰。东征75天,红军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 ,新增红军约8000人。筹款30–50万大洋。
这笔钱和物资极大缓解了红军的给养、经费困难,解决生存短板 。
四是抗战击日军中的运动战,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争。洛川会议上,多数将领想集中主力打运动战、正面配合国军;毛泽东坚持以分散游击战、建根据地、保存发展力量为核心。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山地游击战是对的。抗战前两年,八路军从4.2万暴涨至27万,两年扩张6倍,成长为华北敌后抗战主力。如果采取运动战,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与日军硬拼,打消耗战,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