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毅当了市长之后，最头疼就是缺个能镇场子的公安局长，这时陈赓过来，笑着跟说：“那个被判过死刑的，你让他来当？”

主要信源：（解放日报——他给上海人民带来了安宁和稳定——新上海首任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赤胆忠心）

1949年6月的一个早晨，上海福州路上一栋灰扑扑的大楼门口挂出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门口站着几个穿旧制服的警察，袖章还没换，眼神里带着试探和不安。

楼上办公室里，一个瘦高个男人正弯腰翻一堆发黄的档案，手指划过一页页人名和案由，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做个记号。

他就是李士英，新上任的公安局长。

17年前，他也是在上海被抓的，关进牢房，判了死刑。

现在他坐在这座城市治安系统的顶端，面前摆着一万四千多个旧警察的去留问题，还有满大街的银元贩子、潜伏特务和黑帮分子。

李士英的履历里有一段很多人不知道的故事。

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正凶的时候，他从南京监狱里被拉出来当民夫，日本飞机一阵狂轰滥炸，押送的队伍散了，他趁乱钻进路边的稻田，一路往西北跑。

那时候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就靠两条腿，饿了扒地里的生红薯，渴了喝沟里的水。

跑到陕西的时候，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头发打结，衣服烂成布条。

延安的同志见到他，愣了半天才认出是谁。

这段经历他后来很少提，但熟悉他的人都说，从那以后，这人不管遇到多难的局面，脸上都看不出慌张。

在上海，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抓特务，是怎么对待那一万多旧警察。

当时有人主张全清退，觉得这些人跟旧政权沾边，留着是祸害。

李士英没吭声，花了几天时间把旧警察的名册翻了个遍，又找人打听每个人的底细。

他发现这里面确实有坏人，但也有不少人是吃这碗饭养家糊口的，对上海每一条弄堂、每一个码头都烂熟于心。

如果全部赶走，新来的干部连路都认不全，更别提破案。

他最后定了个规矩：有血债的、跟特务有勾结的，一个不留。

其他的先留着，但要重新培训，重新定纪律。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松了口气，也让另一些人捏了一把汗。

没过多久，一件小事让旧警察们对这个新局长刮目相看。

北站分局有个留用警员叫黄伟生，追捕盗匪时中弹牺牲。

按旧社会的惯例，这种事发点抚恤金就算。

李士英却专门写了报告，申请追认他为烈士。

陈毅批了，追悼会上李士英亲自去致悼词。台下站着的旧警察里，有人眼眶通红。

他们头一回觉得自己干的这份活儿，在新政府眼里是有价值。

金融投机的事也闹得厉害。

那时候上海街头到处都是银元贩子，拎个小板凳坐在路边，面前摆一堆银元，嘴里喊着“换大头、换小头”。

人民币刚发出去，转眼就被换成银元，物价一天一个样。

李士英挑了个日子，带人把汉口路上的证券大楼围住。

楼里两千多人正在炒黄金白银，突然看见穿军装的人涌进来，有人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有人想把账本往窗外扔。

当天搜出的黄金装了三卡车，银元堆了半屋子。

第二天，街上的银元贩子少了一大半。

还有一件事让上海人印象很深。

七月份搞庆祝游行，美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开着车硬要闯队伍，撞了人还骂骂咧咧。

现场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报到李士英那里。

李士英说，按中国法律办，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最后那个美国人公开道了歉，赔了钱。

这事传开后，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太都说，这回是真不一样。

李士英在公安系统内部也动过真格。

有个叫欧震的军代表，仗着自己是南下干部，借搜查的名义敲诈勒索，还欺负妇女。

查实之后，李士英没留情面，直接签了枪决。

陈毅看了报告，只说了一个字：好。

这件事在公安队伍里传了很久，大家都知道，新局长不是只会对外人硬气，自己人犯了事一样不手软。

从1949年夏天到年底，上海的治安肉眼可见地好转。

抢劫案发案量降了九成多，夜里能听到的枪声越来越少，老百姓出门不用再提心吊胆。

李士英没开过一次庆功会，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只说了一句话：把规矩立住了，事情就好办。

1955年，李士英因肺病去世，年仅49岁。

他这辈子从特科神枪手到死刑犯，从沙漠逃亡到大城市公安局长，经历过大起大落，但始终没变的是那股子认准了就干到底的劲儿。

上海后来的老公安提起他，常常会说一句：要是那位还在，很多事情可能会更好办。

这句话没什么修饰，却是对一个守夜人最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