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大衣哥”的“黑粉”被一一扒出，山东当地媒体“新黄河”的报道来了。

11月3日，湖北孝感安陆，下着小雨，朱之文在台上唱完几首歌，鞠了一躬，走下台，台下的人挤在雨里，伞挨着伞，没人哄场，也没有举报电话追到现场来。

放在几个月前，这算平常。放在刚过去的十月，这已经算难得，那个月，他至少十六场商演被取消。

演出是怎么没的，新黄河的记者一场一场扒了出来。

十月二十三号早上八点，朱之文走进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手里攥着手机，里面全是截图和录音，在里头待了三个多小时。

第二天河北曲阳有一场，演出服换好了，妆也化好了，他站在后台等着上场，主办方负责人走过来，话说得很慢：“朱老师，演不了了。”他没多问，转身换衣服，上车，回家。

五天后他又去了一趟派出所，这回身边多了个从北京请来的律师，公安受理了。

把这些演出搅黄的，不是什么官方文件，是一群躲在电话后面的人。

新黄河的记者顺着线索摸上去，先扒出来一个叫刘明的人，浙江湖州来的。电话打过去，他承认得挺痛快：“我本身是实名举报人，是我进行的举报。”理由翻来覆去就那几条，偷税漏税，已经举报到国家税务总局了，还说朱之文翻唱别人的歌、剽窃别人的作品，不具备演出条件。

可翻翻旧账就露馅了。2023年朱之文就告过他侵害名誉权，法庭调解的时候他白纸黑字签过一份承诺书，写明从今往后不再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不再侵害名誉，后面跟着他的亲笔签名。承诺书墨迹干了才两三个月，他又开始了。

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不是黑粉，我们是正义的”。

第二个人叫王平，山东济宁的。电话一接通，他第一句话先纠正：“我不是举报朱之文，不要说我举报他。”他说自己是“反映情况”，盯的是演出报备、服装、歌曲跟审批对不对得上。

他还专门拎出一条来：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去学校教英语，他觉得对小孩子不好。这话听着像个人的看法，可他做的事不止是“觉得”。2020年他就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数十次，中间消停了一阵，今年又盯上了。

两个人的路数不一样，一个明着来，一个绕着走，可落到的结果是一个：朱之文十月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地黄了。

真正让主办方腿软的，还不是举报本身。新黄河的报道里写得很清楚，有主办方跟朱之文透了底：有人在电话里撂下一句话，只要他去，就用鞭炮到现场轰。举报不只递到了文旅和税务，还打到了主办方单位领导的办公室里。

一个县城搞活动请人唱三首歌，图的是热闹，不是麻烦。电话那头说“炸场”，这边心里算的是一笔账：违约金赔得起，现场真出了事赔不起。把演出砍掉，是最省事的办法。

“劣迹艺人”这顶帽子，翻遍所有官方渠道，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朱之文扣过。

新黄河的记者向泰安、济宁、济南多地主办单位和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那几场取消各有各的客观原因，审批节奏、场地协调、主办方主动避险，没有一场是因为朱之文被定性成了劣迹艺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劣迹的认定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协会评议、申辩、审议、报送文旅部门，最后才有书面结论。一个普通人在群里打几个电话，够不着这个程序。

可“有人说他是”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市场替他把演出砍掉了。

朱之文手机里存的那些截图，把这条链条的另一头也照了出来。一个群里，有人晒出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截图，配文写着：“只要朱之文的演出敢发预告，我们就敢合法合规进行监督。”

另一个群里有人喊：“大家跟踪举报朱之文的演出，看是否备案合规、是否缴税。”底下跟了一串回复，然后把各地文旅部门的电话和朱之文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贴出来。

朱之文自己用了四个词：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计划。

这套打法绕不开一个坎：举报是公民权利，打12345是合法渠道。

一个人反复打，一群人分头打，电话里说的是“我怀疑”，不是“我编造”，行政资源就得接，核查就得走程序。可核查需要时间，避险只需要几十分钟。主办方等不起核查结果，他们只看见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来，“万一出事”四个字被反复放大。

朱之文到底是不是劣迹艺人，官方还没说话，市场已经先替他做了决定。

举报的门槛低，本来是为了让真正知情的人说话方便，可门槛一旦被恶意踩上去，就变成了一件成本极低的武器：你举报，他核查，主办方避险取消，核查结果出来还你清白，演出已经没了，钱已经赔了，举报的人拍拍手走了，什么代价都不用付。

朱之文这次没再忍，除了去派出所报案，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很少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不会接受任何道歉。”2025年已经有一个网暴他的人因为侮辱罪、诽谤罪被判了六个月，当庭收监。

一个唱了十五年的农民歌手，没被任何一个官方部门认定过违规，反倒是消防宣传员和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十几场演出却被几个连面都不露的人用电话打没了。举报是权利，不是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