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董其武上将向首长反映，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劳改的。



首长拍桌子说：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错了。董其武没直接回办公室，让车开到城郊农场，远远看见原绥远起义的吴营长在田埂上干活，没下车，知道这时候打招呼对谁都没好处。

第二天他去档案室翻卷宗，找到李振山1952年的审查结论“不予追究”，又翻到1955年重新审查、送去西北改造的决定。

结论在前，处理在后，白纸黑字自己打自己的脸。政策写得清清楚楚，人却一个个进了劳改农场，中间到底哪个环节歪了，得有人去问。

董其武没停在发牢骚。他拿着矛盾文件找当年接收起义的老同志，一个病床上记得清楚“放下枪不算旧账”，一个摆手关门说水浑别蹚。人证物证齐了，他写了一份不到三页的报告，只摆事实不加评论，把档案矛盾处、老同志证言、吴营长这些人的现状并列摆在一起。

报告送上去，等了七天。第八天首长让他去小会议室，三位中山装干部脸色严肃，承认“个别案例有扩大化倾向”。董其武把档案副本推到桌子中央：“不是倾向，是事实。政策白纸黑字，人送到了劳改农场，哪个环节歪了？”

会议室沉默了一阵。一位干部说纠偏需要时间，要考虑政治气候，大面积复查影响不好。董其武转向他：“当年起义，我带过去的是一个完整的兵团。

靠的不是武力，是一句话‘既往不咎’。现在这句话成了空话，影响的不是几个人，是以后还有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话。”话很重，气氛凝滞。

首长站起来走到窗前，转身说：以政策研究室名义下发补充解释，起义时经过组织审查、已有明确结论的历史问题，不得以任何理由重新立案追究，典型案例限期复查纠正。有人想说什么，首长打断：范围就是有错必纠，错了还不改，那才真叫影响不好。

文件起草得快，下发却遇到阻力。有些地方打电话来问，以前处理的案子都翻过来，工作不好做，也怕否定以前的成绩。董其武接到电话说推不动，回了一句：推不动就再加一把火。

他手里还有一份十七人的名单，每个人起义时立过功，现在在哪儿改造，因什么事由，清清楚楚。他带着名单和“既往不咎”的原始文件，一个省一个省去对。

名单和原始文件副本被摆到更高会议上，这次反对的声音小了。补充解释以急件下发，措辞更坚决，李振山的名字在纠正通知第一行。

几个月后，董其武收到李振山辗转寄来的短信，字迹歪斜：“通知收到了，农场领导找我谈了话，说正在办手续。

谢谢您还记得。”信里没提一句怨言，可那几年挖土的日子，是实实在在挨过去了。

冬天董其武去西北视察，路过那个农场，让车停在路边，远远看见几个人修补围墙，其中一个背影有点像吴营长，动作比上次看见时轻快了些。司机问要不要进去看看，他摇上车窗：不看了，回吧。

车开动了。首长那句话是对的，经是好经。可把念歪的经再正过来，往往比当初念第一遍要难得多。政策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落到人身上是另一回事。

中间隔着的，是执行者的理解、地方的顾虑、政治气候的冷暖。董其武做的，不是喊口号，是拿着白纸黑字的档案，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去对，一个人一个人去问。

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他拍了谁的桌子，而是一个政策要真正兑现，需要有人肯为几个普通人的命运较真。这种较真，放到今天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