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中共的联络之路

在西安事变的酝酿与爆发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方面的联系不是临时建立的，
而是从一名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开始，一步步搭建起秘密沟通渠道，最终形成稳定的联络线。
这里要先厘清一个地名：当时人们常说的“肤施”，就是今天的延安；
而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并不在肤施，而是在保安（今志丹县）。

1935年10月，东北军的团长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
在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和抗日主张的感召下，
高福源思想发生转变，主动请求返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
经周恩来批准，高福源回到洛川，
向张学良如实介绍了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双方沟通的第一个牵线人。

靠着高福源打通的这条线索，1936年3月，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张学良正式会谈。
这次洛川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的口头协定，红白两区暂时停止冲突、恢复通商，
同时双方约定，由中共派出一位全权代表，和张学良进行高层面谈。

早在1935年9月，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驻肤施，就在当地修建机场，1936年机场完工。
这个机场，就是后来张学良赴肤施会谈的交通依托。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到肤施，
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里，和周恩来举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秘密会谈。
这次彻夜长谈，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互信基础正式建立。
会谈之后，中共安排刘鼎作为常驻代表，住进张学良在西安的公馆，
架设起持续、稳定的秘密联络通道，电报、人员往来都可以通过刘鼎传递，
这也是事变爆发前最重要的联络纽带。

1936年6月，因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瓦窑堡，中共中央主动转移，落脚保安。
从1936年7月直到1937年1月，中央机关都驻扎在这里。
西安事变发生、谈判的关键阶段，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在保安指挥全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
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刻通过这条已经运行多时的联络渠道，致电在保安的中共中央，
通报扣押蒋介石的情况，急切询问对策，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搭乘张学良专门派来的飞机，从保安出发，经延安飞往西安。

周恩来抵达西安当晚，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和张学良彻夜商谈，摸清事变的全部情况，商定和南京谈判的条件；
之后又会见杨虎城，多方斡旋，促成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杨、中共代表的三方谈判，推动事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到1936年12月，东北军从肤施南撤，这座曾经为张学良和周恩来会面提供便利的机场，交由红军接管。

从高福源冒险传话，到李克农洛川谈判、周恩来肤施密谈，再到刘鼎常驻西安、事变当日紧急通电，
这条一步步搭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协商与和平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