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决策确实让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看看现在遗留下来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当年付出巨大牺牲的几千万国营、集体企业职工，被破坏的环境，应该还是要实事求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场改革，往往有两本账，一本记住了增长、便利和生活改善，另一本记着转型中的失业、环境损耗和家庭压力。只翻其中一本，历史就不完整。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住了十多天，找来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教师等11人开调查会。他问盐价、谷物换布的行情，也问租税和小贩进货的路线，最后写成八万字的《寻乌调查》。

这种做法看起来慢，却能把真实情况摸清楚。他提出，缺少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不准确也同样没有发言权。今天回头看，这句话不只适用于基层工作，也适用于评价一段经济变迁。

1962年，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先作自我批评，表示中央犯错，自己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也鼓励干部把话讲出来。

这段历史传递的信号很清楚，成绩可以肯定，问题也要摆上桌面。认错不是否定全部努力，而是让后来的决策少走弯路。面对今天的改革历程，这样的态度还适用吗？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紧缺的商品，如今选择多了；公路、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发展，许多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条件也有明显改善。数亿人摆脱贫困，更是不可忽视的历史性变化。

这些成果不能轻轻带过。没有经济发展，许多普通家庭不可能拥有今天的生活，也不会有更广阔的就业和消费选择。

但增长并不是没有代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人离开熟悉的岗位。有人拿到一笔工龄补偿，却要重新寻找生计；有人年过四十，原先掌握的技术难以直接换成新工作，只能摆摊、打零工，或者从头学一门手艺。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经历了同一种遭遇。1998年前后，不少地方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保衔接和就业服务。可政策能托住一部分人，岗位变化带来的收入落差、职业断层和家庭压力，仍需要时间消化。

所以，谈国企改革不能只看企业是否轻装上阵，也要看离开岗位的人后来过得怎样。数以千万计的职工曾在转型中调整生活，有人重新就业，有人则长期承受困难。把他们放在账本里，不是要抹去改革成果，而是要把成本说完整。

环境也是同一本账的重要部分。工业发展和城镇扩张带来产能与就业，也让一些河流、土地和空气承受压力。村庄因采矿出现地面沉降、房屋开裂，部分地区冬季空气质量不佳，这些影响落到日常生活里，往往由周边居民直接承担。

2007年，太湖蓝藻问题引发无锡供水担忧，也让流域污染治理进入公众视野。此后相关治理持续推进，但水环境改善需要长期投入，不能因为某项措施出台，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这类经历提醒人们，环境治理不是发展完成后的附加题。污染影响饮水、农业和健康，修复又需要多年投入，成本最终仍由社会共同承担。发展速度、资源消耗和治理能力，必须放在一起看。

那么，今天该怎样总结这段历史？只讲成绩，会漏掉那些承受转型代价的家庭；只讲问题，又会抹掉经济发展给普通人带来的真实改善。实事求是，关键就是两边都讲，既不遮掩问题，也不否认成果。

更重要的是，历史账不能只停在回顾。下岗职工的养老、医疗如何接续，老工业区怎样创造新岗位，受污染的河流和土地如何修复，这些具体问题仍需要持续处理。退耕还林、排污治理和大气治理已经在不少地方展开，部分水域环境也出现改善，但各地基础不同，修复进度不会一样。

群众关心的，归根结底是工作机会、医疗保障、柴米油盐，是家门口的水和空气。政策有没有用，不能只看文件怎么写，还要看这些生活问题有没有一步步解决。

回头看寻乌调查，再看七千人大会，最值得保留的不是某种固定说法，而是把实际情况问清楚、把责任讲明白的做法。改革取得的成绩要记下来，职工承受的代价和环境留下的难题也要记下来。

把问题摆出来，不是推翻过去，而是让后续补救有方向。

认清哪些账还没算完，再把它们一项项处理好，才算对历史负责，也才对得起那些在转型中付出劳动、承受压力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