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陕北，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是几经变动后做出的明智选择，最终拍板人正是毛泽东。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一选择，才知：这一关键选择，当真是综合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判断。

一开始，红军定下的方案是继续往北，到靠近中苏边境的地方，找一块区域建立根据地。目的是靠近苏联，争取物资、弹药援助。

当时陕甘支队只剩下七千多人，是疲惫之师，如果一直无目的长途流浪，将非常危险。可在哪里落脚呢？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毛泽东的脑中。

到了哈达铺，转折点出现了，毛泽东从缴获的旧报纸中得知一个关键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存在一块完整的陕甘根据地。

可这份报纸毕竟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信息是否准确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关键时刻红军队伍里一个叫贾拓夫的军官站出来了，他曾担任过陕西省委秘书长，他熟悉西北，当场证实消息可靠。

贾拓夫还和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斗争情况，建议向陕北靠拢。

9月22日，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正式提出到陕北去。5天后的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正式修改俄界决议，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扩大陕北苏区，把这里变成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从天时地利人和三层面展开看，就能窥见它有多明智。

首先，从天时来讲。当时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危机日益严重，落脚陕北，等于站在北方抗日前沿，等于占据了战略主动权。这是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抗日救亡的时代大势结合起来。

相当于给所有红军找了一个天大的目标：抗击日军，保家卫国。既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又能号召全国的爱国力量。

其次，从地利角度讲，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大部队很难开展围剿，更适合游击战，红军在此更安全。

同时，此地靠近华北，，往东可以渡黄河进入山西，向外发展。北部距离蒙古、苏联更近，有获取国际支援的潜在通道。总之就是四通八达，可进可退。

第三，从人和角度来看，陕北有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已经先期抵达，有本地红军、地方游击队，有拥护革命的当地百姓。

红军到了这里，有人接应，还有群众依托，能够迅速站稳脚跟，恢复元气。

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当时布防在陕甘大片区域，有一部分就驻扎在陕北（延安、洛川、富县、甘泉一线），张学良本人的指挥部就在西安。

张学良的东北军本就有家国之痛——故土沦陷，官兵不想打内战、一心抗日。可蒋介石偏偏让他们剿共，他们连续几次和红军交手皆失利。红军后来主动释放俘虏、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的思想慢慢发生变化。张学良更是觉得欠了红军很大人情，心已经向着红军了。

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个陕北的平台之上，中共才有条件和张学良、杨虎城沟通，一步步酝酿，最后催生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到此，我们便也明白了：真正好的决策，并非眼光超群、能精准预判所有结果，而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具备的条件下，顺势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