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游览时看中19岁船夫少女张光，当场托人提亲。张母只问了一句：“你已有五房姨太太，凭什么娶我的女儿？”


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六十二岁的老者，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绛色长袍，胡须已经花白，手里捏着一串沉香木珠，这就是康有为。


变法失败已经二十二年，他辗转日本、南洋、欧美，如今在上海办了一座天游书院，著书讲学，也疗养生息。


他身边跟着弟子，也带着家眷，所谓家眷，人数外人向来数不清：原配在广东老家静养，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分居各处，有的在国内，有的还在日本。


康有为到了杭州，在湖滨的一家旅馆住下，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他雇了一艘瓜皮小舟去湖心亭。


船家是一对父女，住茅家埠，靠摇船为生，女儿十九岁，小名阿光，粗布衣衫，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际。


康有为起初在舱内看书，春风掀开帘子，他抬头揉眼，目光落在船尾。姑娘侧着脸，鼻尖上有细汗，阳光照在她小臂上，皮肤被湖水映得发亮。


康有为合上书，没再打开，船到湖心，他特意多给了赏钱，又向船家老者打听住址。


第二天，杭州本地一位穿长衫的媒人便踩着露水上了张家的门。


张家的小屋在一条背街后面，泥墙，黑瓦，门口晾着几张破渔网，屋檐下蹲着一只花猫。


媒人进门时，张母正在灶间生火，柴烟从低矮的门楣里飘出来。


媒人说明来意，先提了康有为的名头：南海先生，戊戌年头的维新首领，如今是天游学派的宗主，天下谁人不知。


又说康先生年过花甲，体惜人命，看中了姑娘的勤快模样，想娶回府中做姨太太，聘礼从优，金银绸缎不在话下。


张母坐在一条矮凳上，手里攥着一把青菜，她没接媒人的话，只是问：“那康先生家里，现有几口太太？”


媒人愣了一下，如实回答：原配夫人远在广东，身边还有五位姨太太。


张母把青菜往竹筐里一摔，站起身，她身量不高，袖口卷到肘部，小臂上还沾着灶灰。


她盯着媒人的脸，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你已有五房姨太太，凭什么娶我的女儿？”


媒人张了张嘴，他事先准备了满肚子的说辞，什么“嫁过去享清福”，什么“先生学问通天，姑娘有造化”，此刻全被钉在舌尖上。


他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口水，才勉强找回声音：“康先生是做大事情的人，家里人口多些，也是寻常，姑娘进了门，不愁吃穿，总比在船上风吹日晒……”


“风吹日晒，那是她爹她娘给她的命。”张母打断他，“给人做第六房，也是命？”
媒人第一次登门，就这么被噎了回来。


康有为听到回复，没有作罢，他让随从去打听张家的底细。


张家只有这一间漏雨的茅屋，张父年迈，摇船渐觉吃力，岸上的地皮买不起，一辈子的家当就是那艘小船。


康有为托了杭州城里更有身份的士绅再去说项，又加了双倍的聘礼：大洋、衣料、首饰，摆满了张家那张缺了腿的方桌。


媒人第三次上门时，还多带了一句话：康先生答应，姑娘进门后，专门请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将来能读报纸，能写信，不枉这一生。


张父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半晌不吭声，张母看着桌上白花花的大洋，又看看女儿。


阿光躲在里屋门帘后面，手指绞着辫子，不敢出声，最后张母叹了一口气，她摆了摆手，转过身去，算是应了。


婚事办得很快。张光换了红绸衣裳，坐进了康家雇来的轿子，她离开西湖那天，岸边的柳树正绿，几只水鸟低低掠过湖面。


进了上海法租界的康宅，张光果然有了教书先生，那是个戴眼镜的老秀才，从《三字经》教起。


张光的手指粗大，是常年握橹磨出来的，捏着细毛笔总发抖，墨汁常溅到宣纸上。


康有为晚年著《诸天讲》，有时背着手站在身后看她临帖，见她写得歪扭，也不责骂，只是让她再写一张。


张光渐渐认得几个字，却听不懂康府里那些关于火星金星的议论，她在这个大宅子里，像一滴水落进湖面，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


康府的规矩大，她排行最末，每月初一要给前面的几位姨太太请安。


廖定徵比她大几岁，市冈鹤子说着她不懂的日语，她夜里偶尔做梦，可能还听见西湖的水声，醒来却是上海租界里的洋车喇叭。


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寓所病逝，终年七十岁，张光那时二十六岁。她后来南下，没有再回到西湖摇船，也没有再嫁。


据说她晚年住在浙江乡下，替人缝补衣物，偶尔去镇上买针线，听见年轻人谈论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她就站在布店门口听一会儿，然后默默走开。


张母当年那句质问，没有拦住这桩婚事，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在许多年后还能听见回响。


1920年的中国，民国的法条里已经写进了一夫一妻，可现实里绅士们的公馆照样三妻四妾。


张母不读报纸，不懂法条，她只是看着女儿，觉得不该让她去做第六个。


这种话，后来的学校里教给了学生，法院里判给了诉讼，民政局里印在了结婚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