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毅当了市长之后，最头疼就是缺个能镇场子的公安局长，这时陈赓过来，笑着跟说：“那个被判过死刑的，你让他来当？”


上海，陈毅坐在江西中路那栋刚接过来的大楼里，桌上烟灰缸堆成了小山，旁边摊着一摞摞报案材料。


解放才十几天，两百万市民等着吃饭，机器要复工，路灯要亮起来，可最让陈毅睡不着的，是城里那帮看不见的对手。


国民党大部队撤了，却留下好几部潜伏电台，外加数不清的散兵游勇、青帮流氓和职业特务。


旧警察局那帮人，有的衣帽整齐等着换招牌，有的干脆明着捣乱，这事儿比打仗还棘手，打仗对面是明枪，如今暗箭难防。


那几天陈毅见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懂军事的多，懂城市治安的少；懂理论的不少，跟上海滩三教九流打过交道的不多。


6月中旬的一天，陈赓进了办公室，他刚从南方过来，军装还没换，进门就抓起桌上的凉白开灌了两口。


陈毅把材料一推，说了句实在话："我要个公安局长，能在上海滩扎下根的，你手里有人没有？"


陈赓抹了抹嘴，笑了："有个人，当年在上海判过死刑的，你敢用不敢用？"
屋里静下来，陈毅愣了一下，随即把铅笔往桌上一拍："你说李士英？"


正是李士英。


要说李士英跟上海的渊源，那得往十几年前倒，1931年，他二十出头，在中央特科负责红队，专办叛徒。


那会儿上海滩租界林立，特务遍地，李士英带着人在弄堂里穿梭，枪法准，反应快。


1932年，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捕了，国民党法院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关进牢里整整五年。


1937年国共合作谈成，他才被放出来，辗转去了延安，这些年从山东打到河南，济南解放后，他当了济南市公安局长，把那座城市的治安理得顺顺当当。


陈毅拿起一份济南来的简报，上面就有李士英整顿治安的汇报。


他沉吟了一会儿，忽然抬头问陈赓："这人我听说过，特科出来的，坐过牢，熟悉上海，可他脾气怎么样？"


陈赓把搪瓷缸子放下，发出"咣"的一声："脾气？当年在特科，天不怕地不怕，你要治上海这乱摊子，就得要这种进过敌人牢房、见过血的人。"


陈毅没再犹豫，当天拍了板，报上去，李士英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1949年6月16日，李士英到任，他穿过外白渡桥，走进福州路原上海市警察局大楼。


这地方他熟，十几年前来过，只不过那时候是戴着手铐进来的，如今是局长，旧警察们站成两排，看着这个穿黄布军装、脸晒得黝黑的中年人。


李士英步子不快，从一楼走到三楼，每间办公室都推门看一眼，有人上来递材料，他不接，先问："档案室在哪？牢房在哪？"


头三天，他没开大会，带着两个警卫把全局转了个遍，他在档案室翻出旧警察的花名册，一个个对名字；他去牢房看关押的犯人，问伙食怎么样，问有没有逼供。


有个旧警探想在他面前表现，凑上来汇报"市面情况"，李士英盯着他看了几秒，那人自己把后半截话咽回去了。


李士英心里有数，上海这地方，光靠枪杆子压不住，光靠旧警察也靠不住。


他留下一部分技术骨干，比如法医、化验、户籍民警，但各分局的头头，换上从山东带来的老底子。


他白天在局里听汇报，晚上带人巡街，南京路、霞飞路、十六铺码头，专挑以前最乱的地段走。


有一次，陈毅深夜打电话到局里，找李士英，接线员说局长不在，带人抓特务去了。陈毅撂下电话，跟身边的人说："这人行，坐不住。"


李士英确实坐不住，他白天在局里听汇报，晚上换上便衣混进茶馆、船坞，听老百姓骂什么。


没多久，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新来的局长不好糊弄，他不要长篇报告，要具体人名、具体地址、具体数目。


有人汇报说"市面基本平稳"，他当场打断："什么叫基本？几个区？几条街？发案多少起？"


他在济南就是这么干的，如今把老法子搬到了上海，这里外国人多，帮派多，经济案件多，李士英没急着动大手术，先稳住脚。


他一边清特务，一边恢复户籍管理，把全城户口重新登记，那时候没有电脑，全靠民警一户户敲门。


有人抱怨太烦，李士英说："敲开门，才知道屋里住的是谁。我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靠的就是摸清每一扇门。"


这话传到陈毅耳朵里，陈毅哈哈大笑："他这是在用当年对付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用来治理上海了。"


几个月下来，福州路大楼里的气氛变了，旧警察们发现，这位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局长，比谁都懂上海的规矩，又比谁都不讲情面。


李士英偶尔跟下属提起当年："我这命，国民党没拿走，现在就得替老百姓多办点事。"


1950年初，上海治安明显好转，潜伏电台被一个个拔掉，街面上的枪声少了，码头的货物开始正常进出。


李士英站在外滩，看着来往的船只，对身边的人说了句："当年他们从这边把我押去坐牢，如今我从这边看着他们把货运进来，这局棋，算扳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