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超长加班或将补贴海外消费者？其实有个最简单的问题：中国工业品长久以来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在勉强可用的情况下，非常的便宜？那么这种便宜是哪里来的？代价是什么？顺着“超长加班或将补贴海外消费者”的话往下拆，其实是一个极其朴素的账本：中国制造的便宜，很大程度上是用国内生产者的“去消费者化”，对海外最终消费者进行的跨国补贴。

在生产导向的机器里，劳动者被压缩成了纯粹的要素成本，原本应该转化为国内消费能力的工资与闲暇，被折叠进了低廉的出厂价里，渡海去补贴了大洋彼岸的购物车。而超长加班，不仅没有创造增量财富，反而是在用透支肉身的方式，强行维持这套补贴循环。这同时也解释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生产力爆棚的社会会缺乏消费动力？

我们得回到激励机制问题，因为这种所有企业博弈出来的平衡，往往是政府的激励机制引导出来的副产物。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对的是一个“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硬约束。在财政饥渴的驱动下，税制结构的设计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界。

我国的税制长期以增值税等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而流转税最核心的特征是“产地原则”——只要机器在转、货物出厂开票，税收就在生产环节被锁定在当地财政的口袋里。相反，欧美常见、与当地居民消费能力直接挂钩的零售税（消费地原则）或个人所得税，在地方财源里占比极低。
这种税制设计，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极强的“重生产、轻消费”激励扭曲： 对A地政府而言，给本地工人涨工资、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不仅会立刻推高本地工厂的成本、吓跑招商引资，而且工人拿到钱和假期后，完全可能去B地旅游、去网上买C地的商品——A地承担了全部的“制造消费者成本”，却无法独占消费带来的税收收益（正外部性外溢）。

既然培养本地消费者是一笔赔本买卖，最理性的策略就是把本地彻底变成纯粹的“生产车间”。只要能找到外部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完全无视本地人的购买力。至于最终买单的消费者是在北上广、在纽约、在伦敦还是在M78星云，对本地的税收账本来说，根本不重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让生产者接受低工资？一个隐秘的机制是，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客观上提高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底线脆弱度，让劳动供给变得极度缺乏弹性（刚性），甚至触发了向后弯曲的生存效应——当单价被压低时，为了凑够活命的钱，劳动者非但不能退出市场，反而必须主动延长加班时间。

同时低福利让大多数人必须接受持续的工作，一旦不工作，很快就会面临生存威胁。而你带着生存威胁去找工作时，一份“勉强可以吃饱”的工资，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这构成了一个自我激励的循环：低福利保障->低人工成本->去消费者属性->低售价补贴外部消费者->强化外部消费者购买力->持续循环。一旦把福利水平提高到勉强可以解决温饱，那么劳动者就会面对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在家躺着就有泡饭咸鸭蛋吃，为什么要出门996只为了换回白米饭和小葱拌豆腐？

所以，出门工作的预期，转眼从维持生存，变成了改善生活。工资和劳工待遇要求会迅速上升。大概率导致低端产业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向别国转移。而此时如果产业升级的速度，赶不上成本的上涨，就会快速的丧失前期辛苦积累的优势，甚至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刚刚站起来、根基仍需巩固的大国而言，过快打破这一格局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因此长期以来，政策上更倾向于维持制造业竞争力，并对分配结构调整保持相对谨慎。但这也加深了经济系统对外部的依赖和自循环本身的脆弱性。而疫情前后的2次贸易战，进一步的加深了这种脆弱性。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没有贸易战，可能我们的循环还能保持很久，全怪MAGA把全世界人拖下水。但问题是，贸易战本身就是被这种扭曲的贸易结构催生的，美国需要我们的廉价商品输入通缩，降低通胀压力，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低价商品也在剥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的能力，这本身是个无法永久持续的结构：一方剥离消费者，另一方就要剥离生产者。而这个被剥离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最大的源头。

一旦撇开AI的增长，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在衰退。美国的消费者支出下降到了疫情前。你会发现外部消费者，并不是永远存在的。甚至很多人认为我们和全球处于不同步的周期，也是一个错觉，大概率全球的消费都在走向衰退，只是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因为一个全球最重要的工业节点，怎么可能和全球经济周期不同步呢？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