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李贞在北京去世。工作人员清点遗物时，看到的是四把用电话线缠了又缠的旧藤椅，其中两把几乎没了藤条，只用旧布条勉强绷着；一只皮质开裂、遍布毛刺的行军箱；一台启动声能传遍整个楼道的单门冰箱；以及一张一万一千元的存款单。
四枚勋章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她一生没有亲生子女。没有像样的家具，没有留给任何亲属的积蓄。

李贞这辈子，是从“不被想要”开始的。1908年她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家，父亲想要儿子，连名字也懒得认真起，因为生在早上，就叫“旦娃子”。
六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出去，名义上是收养，实际上是给古姓人家做童养媳，背地里是丫鬟，脏活苦活全包，干不好就拳脚相加。
1926年大革命的风刮到浏阳，18岁的李贞剪了辫子，冲出古家，加入妇女协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贞”，取的是对革命坚贞不屈的意思。婆家怕受牵连，一纸休书送来，她反而觉得松快了。
然而，革命给她的第一份“回赠”，就是一连串的失去。1928年秋，浏东游击队被敌人围困在祖师崖，时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贞下令跳崖，自己第一个纵身跃下。她落在树上，命保住了，腹中四个月的孩子没了。
几年后她和甘泗淇在任弼时见证下结为夫妻。1935年长征出发时她已怀有身孕，过草地时早产。草地上没有净水，没有给养，她身体里挤不出一滴奶，那个幼小的生命没能撑到走出草地。孩子夭折后，她再也没能怀孕。
甘泗淇知道李贞病重的时候，两个人并不在一处。长征途中各有任务，他得到消息时李贞已经高烧不止，确诊为伤寒。部队缺药，他把身上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了，换回针剂，才把李贞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后来过草地粮食断绝，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分给伤病员，自己去尝那些不知道有没有毒的野菜。尝出一种无毒的，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拟电报稿，把野菜的形态写清楚，发往各部队去采。毛泽东后来见到他，说“神农尝百草，为的是天下人的安危，你这个神农是共产党的神农”。

甘泗淇和李贞没有自己的孩子，家里却从来不缺孩子。从抗战时期到建国后，甘泗淇和李贞用自己的工资先后抚养了二十多名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
八路军一二〇师后勤部部长陈希云生命垂危时放不下年幼的子女，李贞和甘泗淇对他说，家里的事老战友会管。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被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一直供到大学，后来考上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技术骨干。
苗族老红军朱早观1955年病逝，女儿朱一普也被接过来，李贞见她胃不好，专门订了一份牛奶给她“特殊照顾”。
这些孩子聚在一起，每次吃饭要摆两三桌，星期天李贞还抽空带他们看电影、逛公园。李贞的孙辈后人刘志红回忆过一个细节：孩子们上学，李贞每周给三块钱，伙食费加车费。有一天一个孩子把钱丢了，不敢说，从学校走了好几个小时走回来。李贞在公交站旁等了很久，孩子到了跟前，她没有责备，只是把孩子搂进怀里，掉了眼泪。
甘泗淇那边，对自己和对身边人则是另一套标准。他给工作人员立过一条规矩：不管到哪里、对什么人，绝对不准提任何特殊要求。
他在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上患病吃不下饭，炊事员炒了一个菜送过去，他一口没动，把总务处长叫来，说这是特殊照顾，以后不许再这样。
1955年授衔，周恩来在怀仁堂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握着她的手说“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回到家里，李贞把新军装叠好，换上旧军装。甘泗淇不解，她说军衔是责任，旧衣服是自己的皮肤。组织上给她配的车，她几乎不坐，理由是“坐在小车里，怎么听得见老百姓在说什么”。
1980年她被定为大军区副职，组织提出换住房、提待遇，她推了，说“房子不漏雨就行，饭菜够吃就行，衣服干净就行”。
有一回接待外宾，警卫员提醒她那件黑色中山装的袖子已经磨破了，劝她买件新的，她说补一补、洗干净还能穿，后来就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去了。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在办公室猝发心脏病去世，刚过60岁。
李贞又活了26年。
这26年里她做的很多事情，在旁人看来几乎是“不近人情”的。侄儿侄媳想通过她把工作调到北京，她先让他们服从组织安排，又专门交代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亲属不能以李贞的名义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一切按规定办。
她继续养着那些孩子，继续从工资里挤钱捐给教育和科研，自己住在旧房子里，用着那台吵得整层楼都听得见的冰箱。
她去世后，遗嘱写得很具体：两根金条，一根捐给家乡浏阳，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部分交党费，其余捐给北京市少年宫。遗嘱里还有一句话，是对她抚养过的那些孩子们说的：“孩子们不需要知道李贞是谁，但他们应该知道雪山草地是什么样子。”

李贞晚年有一次去参加校外辅导，学生问她当将军最大的威风是什么？
她说，是看见老百姓端着红薯粥招呼“同志，喝碗热的”，然后她补了一句：“真正的威风，是人民还愿意叫你一声同志。”
这句话放在她一生的尺度上，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