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局柜台前，我和分居一年半的丈夫刚要把离婚协议递上去，他突然停下笔，眼睛落在我穿凉鞋的右脚背上：“当年划破的那道口子，后来没发炎吧？”
大厅叫号机的机械播报声在头顶响着，我的笔尖悬在纸上，没能落下去。
一年半以前，婆婆嫌我下班晚没收拾屋子，在饭桌上摔摔打打。我回了一句嘴，他当着老太太的面，把手里的饭碗狠狠砸在瓷砖地上。碎瓷片崩起来，当场划破我的脚背，血流进拖鞋里。那天晚上我抱起儿子，连行李都没收，直接打车回了娘家。
整整五百多天，他没上门接我一次，我也咬着牙没回过一条信息。
直到昨天我发了两个字“离吧”，他过了半小时，回了两个字：“好吧。”
今天出门前，我特意换了新买的碎花裙，给儿子穿了平整的衬衫、别上小领结。我牵着孩子站在大厅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他。他身上那件蓝短袖领口已经洗得发卷，两鬓全白了，两颊凹陷下去，整个人像缩水了一圈。
儿子看见他，身子猛地往我大腿后头缩，连手里的玩具都攥紧了。他伸到半空想抱孩子的手停了两秒，在裤缝上使劲擦了擦，才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进去吧。”
柜台的工作人员拿过表格，核对完证件，随口问了句：“都想清楚了？”
我点了头，他也点了头。
就在工作人员盖下第一个章的当口，他低头看了看儿子的运动鞋，伸手捏了捏鞋尖，问合不合脚。孩子小声说妈妈买的，正合适。接着，他就转过头，盯着我脚背上那道早就泛白的小伤疤，问出了开头那句话。
“早好了。”我把脚往裙摆底下缩了缩。
办完冷静期申请走出大门，台阶上的风吹得人脸发紧。他从旧双肩包的最底层，掏出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红布包，塞进我掌心里。
红布揭开，是一本存折。上面是我儿子的名字，每月固定存入五百，整整存了快六年，最后一笔进账是上周，余额三万六千块。
“我下班跑代驾挣的，一分没动过。”他把手插进兜里，又掏出一把磨得发亮的铜钥匙，硬塞在存折下面，“家里的防盗门锁我没换，屋里的东西也没扔。你以前睡习惯的那个荞麦枕头，还在原处摆着。”
说完，他没等我开口，弯腰拍了拍儿子的脑袋，转身往公交站台走，背影被太阳拉得又瘦又长。
我站在原地，右手捏着那把还带着他体温的钥匙，左手攥着那本沉甸甸的存折。这一年半我在超市搬货打零工，咽了满肚子的委屈，就为了今天能在民政局前挺直腰杆。
可现在，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全乱了。
这把还留着老地方的钥匙，我到底该不该接？这婚，还该不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