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基后最想除掉的三个功臣，第一个居功自傲，第二个隐忍善终，第三个被满门抄斩。

先说侯君集。玄武门那一天的事，他不仅知道，还参与了谋划。那时候李世民的处境并不稳，敢把身家性命押上去的人不多，侯君集是其中一个。事后封潞国公、拜右卫大将军，兵部、吏部的差事也交给他，这是拿命换来的交情，不是寻常君臣那点客气。

真正把他抬到顶点的，是高昌。贞观十四年，他带兵西征，翻过沙漠，把高昌国打没了，大唐的疆土往西推了一大截。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漂亮到朝堂上没人能挑出毛病。毛病出在打完之后。高昌城破，侯君集私自挑选珍宝，手下将士跟着抢掠，有功的将领也被他压着不报。

他并非不知道规矩，而是觉得规矩管不到自己身上。拿几件宝物算什么？这种想法在战场上管用，在朝堂上就是死路。岑文本替他求情，说他功大过微，不该重罚，李世民顺水推舟放了人，可人放了，心里的账没销。侯君集不懂这一点，他只记得自己坐过牢，不记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怨气一旦生出来，就再也按不下去。他开始嫌官小，嫌赏薄，嫌旧日同僚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后来他被贬为庶人，又起复，反反复复几次，人已经彻底拧了。最后一步，是跟太子李承乾走到一起。李承乾当时正怕自己被废，需要一个手里有兵、心里有恨的人，两人一拍即合。

李世民亲自审问，问得极细，问到最后一句，侯君集无话可说。按律当斩，群臣求情，李世民赐他自尽，保全了妻儿，只流放岭南。这个结局看着宽厚，其实最凉。杀你的人，还给你留个体面，让你说不出半个不字。侯君集一辈子赌了两次，第一次赢了，第二次输了。

再说李靖。这个人的分量比侯君集重得多。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大唐一半的版图跟他有关。可他活得比谁都小心，小心到近乎卑微。

李靖的出身是个麻烦。他早年在隋朝做官，李渊太原起兵时，他打算去江都告发，结果被卡在长安，没能走成。李渊攻下长安要杀他，李世民替他求情才活下来。这件事像一根刺，一直扎在那儿。功劳再大，也拔不掉这根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灭突厥那一仗打得极漂亮，凯旋回朝，御史弹劾他纵兵抢掠。罪名未必成立，可弹劾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李靖的反应很干脆：回家，关门，谁也不见。朋友不来往，宾客不打听，逢人便说自己病了，老得走不动路。后来讨吐谷浑，他又立一功，回来继续关门。有人劝他该走动走动，他不接话。

这不是懦弱，是算得清。他知道自己不是从龙旧人，没有玄武门那份交情垫底。侯君集敢伸手拿珍宝，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家里人；李靖不敢伸手，是因为知道自己永远是外人。同样一件小事，落在两个人身上，后果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李世民对他其实不算薄。位至尚书右仆射，封卫国公，画像进凌烟阁，死后陪葬昭陵。该有的都有了。可李靖一生没松过那口气。晚年甚至故意把家门开得极小，连子弟都不许结交外人。有人说他做得太过，可你看侯君集的下场，就知道这份“过”一点也不多余。

李靖的聪明在于，他从不跟猜忌较劲。猜忌这东西，你越解释它越重，你认了，它反而慢慢淡了。他把所有锋芒收起来，收成一堆病和一堆沉默，最后换来了一个善终。七十九岁死在床上，谥号景武。这七个字背后，是几十年的不提当年勇。

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到底有没有动过杀他的心，史书上找不着证据。也许有，也许没有。李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没等那把刀亮出来，就先把自己放到了刀够不着的地方。赌帝王的心思太危险，他从来不赌。

最后一个是李君羡。

李君羡是武将，打仗出身，跟着李世民打过不少硬仗。玄武门之变他也出了力，后来封武连县公，任左武卫将军，驻守玄武门。位置很要害，人也本分，没什么出格的记录。贞观二十二年，宫里传出那句谶语：“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这句话要命就要命在太模糊。模糊的东西最容易对号入座。有人翻出李君羡的履历：封爵带“武”，籍贯武安，官职左武卫将军，小名叫五娘子。五个字里有四个沾着“武”。李世民听完，脸色就变了。一个武将，守着宫门，小名叫女子名，又撞着这句谶——不需要证据了，巧合本身就是罪证。

李君羡被外放，接着被杀。具体怎么杀的，史书语焉不详，只留下一个“诛”字。至于家人，记载更乱。有的说他全家遭清算，有的说只处置了他一人，亲属流放。武则天后来给他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这一笔等于替他把冤案认下了。可追复有什么用？人已经没了。

这桩案子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在于，李君集做错事，李靖躲得快，这两个人至少还有因可寻。李君羡什么都没做。他没有野心，没有怨言，没有结党，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他唯一的“错”，是名字里有个武字，是小名叫错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真的应了那句谶语的，是武则天。李君羡死的时候，她还在宫里做着才人，没人多看过她一眼。历史在这儿开了个极冷的玩笑：刀砍向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真正的那个人，站在刀影之外，一声没吭。观点创作激励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