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军统站长上任两个月被部下绞死扔进枯井，戴笠派员设宴诱凶手赴约，凶手揣两把驳壳枪敢去。

1941年，开封城里发生了一桩让军统上下都难堪的命案。豫站站长崔方平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在住所里遭人勒死，尸体被裹进被子，连夜抬到城外，扔进了一口枯井。

这不是普通案件，死者是军统站长，动手的人却很可能就在自己人里面。

崔方平从重庆调到河南，身上带着任务。按照当时军统内部的做事方式，新任站长要掌握人事、摸清关系、清理异己，这本身并不奇怪。

问题在于，他下手太快，也太不留情面。

到任之后，崔方平把重点放在内部排查上，老资格人员、行动队骨干、地方关系网，都成了他调查对象。谁和谁走得近，谁过去做过什么，谁又可能不听指挥，他似乎都想查个明白。

这种做法对一个外调来的站长来说，确实能迅速建立威信，可也容易让原有势力产生强烈戒心。尤其是那些在当地经营多年、手里有队伍、有枪、有人情关系的老人，他们未必愿意接受一个新来者彻底翻账。

牛子龙就是其中一个。

他早年跟过冯玉祥，后来进入军统，能打枪，也敢办事。在豫站里，他负责行动方面的事务，手下有一批跟着他出生入死的人。

崔方平上任后，几次想拿牛子龙开刀，听说准备扣上的罪名，无非是通共、怠工之类。

那天夜里，崔方平喝了酒，回到住处后很快睡下。后半夜，几个人摸进房间，用薄刀片拨开门栓，趁他没有完全醒来，用粗麻绳勒住了他的脖子。

事情发生得很快，几个人没有停留太久。尸体被床单和被子裹住，抬出城外，扔进了枯井。夜色遮住了来路，也暂时遮住了参与者的身份。

可是，军统站长被杀，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过去。

消息传到重庆后，戴笠震怒。

命令很快传下来，要求查出真凶。

查案的人也明白，真要顺着这条线追下去，牵扯的可能不是一个牛子龙，而是一批长期共事的人。

于是，一场饭局被摆上了桌面。

上面传话，说戴笠要在开封城里摆宴，一方面给豫站的人压惊，另一方面也是慰问大家。请帖送到牛子龙手里时，所有人都知道，这顿饭没有那么简单。

这到底是请客，还是抓捕？

牛子龙还是去了。

不去，等于心里有鬼。去了，可能就是一场提前布置好的围捕。

但他不是毫无准备地赴宴，而是把两把枪贴身带着，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酒楼包厢里，已经坐着几个人，熟面孔不多，只有负责此事的特派员比较醒目。桌上酒菜摆得很满，气氛却不像普通聚餐。

牛子龙没有坐主位，而是选了一个靠近门的位置。他右手放在桌下，刚好能摸到枪柄。

酒过几轮，特派员终于把话题引到崔方平身上，问牛子龙是否知道凶手是谁。

牛子龙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端着酒杯，反问一句，如果知道，怎么会等到今天？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起来至少有七八个人。陪坐的人脸色变了，酒杯也停在半空。
牛子龙却没有马上拔枪。

他问，戴局长请吃饭，为什么还要叫这么多人来陪酒？

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实际是在提醒屋里的人，自己已经发现了埋伏。更关键的是，他接下来起身整理棉袍时，故意让枪柄露了出来。

枪身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屋里的人都看见了。

牛子龙没有喊，也没有掀桌子，只是把烟按灭，表示这顿饭吃到这里就够了。随后，他转身走向门口。

门外已经站着两排人，枪口若有若无地对着楼梯方向。只要有人先伸手，场面就可能立刻失控。

牛子龙双手从棉袍里抽出来，空着手从他们面前走过。他没有拔枪，却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并不是毫无反抗能力。

为什么没人拦他？

一方面，谁也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开枪的人。另一方面，牛子龙身上有两把枪，身后还有可能牵扯更多人，贸然动手，未必能把他拿下，反而可能把命案彻底变成一场枪战。

特派员最终没有发出强硬命令，牛子龙就这样下了楼，走出酒楼。

直到拐进小巷，他才发现后背已经湿透。

这场饭局没有当众抓人，也没有公开宣布谁是凶手。崔方平的死，后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城外那口枯井也被填上，牛子龙继续在军统系统里做事，腰间仍然带着那两把驳壳枪。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内部很快面临权力重新分配，原本靠个人威望压住的关系网，开始重新洗牌。

1949年后，军统又改组为保密局，组织名称变了，人员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却不可能一夜消失。

军统这类高度依靠命令、关系和恐惧维持秩序的组织，表面上规矩森严，内部却未必铁板一块。上级可以查人，站长可以整肃下属，可一旦逼到绝境，手里有枪的人也可能先下手。

牛子龙敢去那场宴席，不代表他不怕死。恰恰相反，他知道自己可能走不出酒楼，所以才带上两把枪，又选择了靠门的位置，还故意让对方看见枪柄。

真正关键的不是他有没有拔枪，而是双方都知道，枪一旦拔出来，事情就再也收不住了。

饭吃完了，真相没有完全公开，枪也没有响。

可那场宴席，已经把当时军统内部的紧张关系，摆到了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