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北大教授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留下遗孀陶曾谷。
高仁山与蒋梦麟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也是北大共事的挚友。蒋梦麟对陶曾谷多有照拂，二人渐生情愫。蒋梦麟为此和原配孙玉书离婚，顶住舆论压力，1933年才和陶曾谷举办婚礼。婚礼上，蒋梦麟当众说道：“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民法》亲属编开始施行。其中第1050条规定，夫妻协议离婚须有书面文件和两名以上证人签名；第1051条规定，离婚后子女原则上由父亲监护，夫妻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原配孙玉书结束婚姻，迎娶陶曾谷。
孙玉书却没有因此搬出蒋家。浙江余姚的老宅依旧是她照顾孩子、侍奉长辈的地方。蒋家子女日后把这种安排称为“离婚不离家”。法律上的夫妻关系解除了，十多年养育子女、操持家务所形成的生活关系，仍由家人继续维系。

孙玉书是蒋梦麟早年由家里安排迎娶的妻子。1908年蒋梦麟赴美留学之前，长子蒋仁宇已经出生。蒋梦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教育界工作。

夫妻后来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丈夫长期在北京、南京任职，孙玉书则留在浙江，照顾孩子与家事。

陶曾谷原本也在教育界工作。她的丈夫高仁山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1925年参与创办艺文中学。学校试行道尔顿教学法，让学生按照教学计划自学，由教师负责指导和检查。陶曾谷曾协助学校事务，与高仁山共同经历过办学实践。

高仁山与蒋梦麟都曾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后又在北大共事。高仁山还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参加国民党左派活动。1927年，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政治反对力量，高仁山于9月被捕，1928年1月15日遭到杀害。

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信，念念不忘多年教育研究未能充分用于社会。高仁山去世后，艺文中学由其他教育同仁接续主持，学校的教学实验并未立即终止。

丈夫遇害，陶曾谷需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处理遗稿。1928年3月，她登报向高仁山生前师友征集论文和信件，准备整理遗著。后来，经教育界友人介绍，她进入南京教育部工作，担任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的秘书。

这份工作给陶曾谷带来了职业收入，也让她与蒋梦麟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

两人逐渐产生感情。1930年底，蒋梦麟离开教育部，出任北大校长。随着再婚提上日程，他必须处理与孙玉书的婚姻关系。
蒋梦麟与孙玉书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按照蒋家后来的安排，孙玉书仍在余姚生活，蒋梦麟继续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孙玉书没有丈夫的留学经历，也没有相同的职业条件。离婚以后，她依然与蒋家的长辈、孩子保持密切联系。

1932年6月18日，蒋梦麟与陶曾谷在北平德国饭店举行婚礼，胡适担任证婚人。次日《申报》刊出电讯，写明蒋梦麟已经离婚，陶曾谷是再婚。蒋梦麟在婚礼上谈及爱情与义务，胡适则称赞他有勇气，认为这场婚姻体现了时代变化。

消息传开后，《生活》周刊收到一位署名“寄意”的女教授来信。她责问蒋梦麟离弃发妻，也怀疑陶曾谷再婚后是否妥善照顾亡夫留下的孩子。她尤其不满胡适对这场婚事的赞许。

主编邹韬奋写下《勇敢乎？》回应。他支持寡妇自主再婚，认为陶曾谷既然有再嫁的权利，就不能因为新郎是亡夫旧友而受到禁止。他也反对仅凭孩子的数量判断夫妻感情深浅。

但谈到孙玉书，邹韬奋提出另一层顾虑。当时旧式婚姻中的许多女子缺少教育、谋职和独立收入的机会。丈夫可以结束婚姻，再组织家庭；原配即使依法离婚，往后的生活也未必具有相同选择。
1931年施行的《民法》还规定，判决离婚时，无过失一方可以在法定条件下请求损害赔偿，生活困难者也可能获得赡养费。蒋梦麟与孙玉书采取协议离婚，家庭内部如何安排财产、生活与子女教育，便有了直接的现实分量。

几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与清华、南开迁往西南，1938年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参与校务管理。蒋燕华、蒋仁浩以及高仁山留下的高陶、陶燕锦，先后进入昆明岗头村南菁中学读书。

几个不同姓氏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求学。

蒋仁浩成年后谈起昆明生活，还记得周末去看父亲，父亲会给孩子们买些吃食。陶曾谷与高仁山的孩子，也继续接受教育，没有因母亲再婚而被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

1949年前后，蒋梦麟离开大陆。女儿蒋燕华随父亲前往台湾，陶曾谷与高仁山所生的女儿陶燕锦也去了台湾。蒋梦麟与孙玉书所生的三个儿子则留在大陆。

1932年那场婚礼上，蒋梦麟获得了重新组织婚姻的自由。随后十几年的生活里，孙玉书继续与蒋家保持联系，两组子女在战乱中共同求学。

到了1949年前后，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网络中的孩子，又因迁徙而分居海峡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