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要党内职务
建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
建国以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八届、十届），中共六、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47年8月，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
东北、华东、中原、西北各战场同时展开大规模作战，中央军委必须及时汇总敌情、协调部署、传达命令。周恩来承担参谋机关日常工作，参与处理各战场的作战事务。

中央机关留在陕北期间，他协助毛主席、任弼时处理中央事务和前线联络。

三大战役由中央军委统一决策、各野战军协同执行，周恩来的参谋协调是中央指挥的一环。1945年七大后，他已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主席任主席，周恩来等五人任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军委成员转入国家军委，中共中央军委停止工作，周恩来主持新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人民解放军约有550万人，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近四成，中央决定一年内复员150万人。周恩来主持中央复员委员会，统筹军队复员转业。复员安排既要解决退役官兵安置，也要为经济建设释放人力、压缩军费。

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央军委。他的军委副主席任职到此结束，主要职责集中在国务院和党中央领导工作。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工作重心转向国统区。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

长江局领导南方多省党组织，周恩来参与中共代表团工作，同国民党方面谈判，推动抗日合作。

1938年3月，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公开职务便于他在国民政府机构中开展工作，党内职务则要求他联系各地党组织、维持组织活动并开展统一战线。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团结民主人士、文化界和各界抗日力量，协调国共关系。

1934年起，周恩来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43年中央书记处改组后，他不再任职；1945年七大后再次当选。七届中央的领导机构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构成，未设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当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的政治局常委任职见于六届、八届、九届、十届。

周恩来的军事工作起步于中央军事机关。1931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同年年底抵达瑞金，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负责白区兵运、情报和指导苏区重大军事工作；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军事领导机关和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两套机构各有职责。

1932年6月，周恩来增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同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被调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周恩来接任总政治委员。1933年5月，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与朱德领导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主导军事决策。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军委副主席，负责组织协调，战略方针则由博古、李德主导。

1934年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军事决策仍由博古、李德掌握。

1935年遵义会议调整军事领导，周恩来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他对军事指挥作最后决策。随后，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参与新的军事指挥核心。

1928年中共六大后，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56年八大、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他再次当选常委。他在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九届中央副主席只有林彪一人，周恩来仍任政治局常委。

从中央军委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到南方局书记、代总参谋长和国家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工作对象从军事组织转到国统区党组织和社会力量，再转向多战场指挥与国家行政。他的履历呈现出持续的组织协调能力：把中央决定落实为具体安排，让不同系统协同运转。

1934年，博古、李德掌握军事决策；1952年，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一个是战争环境下的决策权分配，一个是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交接。周恩来承担的责任，随着机构设置、战争需要和国家建设任务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