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上飞机，飞往台北。在这之前几个月，他的日记里全是败亡者的心境：“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
但蒋的性格里有一种近乎固执的韧性，他在《民国三十八年反省录》里给自己定下的调子不是怨天，而是“待罪补过，以求自赎”。到台湾后不久，他在阳明山办起革命实践研究院，把高级干部和将领一批批调来集训，自己亲自主持、亲自督导，讲稿一篇接一篇地发下去。据当时在台下听讲的人回忆，蒋介石讲到溃败大陆的教训时，当着众人的面哭了三次。
蒋介石的眼泪或许是真的，日记里的痛悔也可能不假，但其研究者杨天石在逐页读完这些反省文字之后，有一个观点：蒋介石确实看见了一些东西，却又在最要紧的地方，把看见的东西推卸到了别人身上。

蒋介石败亡逃台之后，他的反省，第一要项就是“谁花光了国库”。
他始终认定，宋子文是他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
抗战八年打下来，孔祥熙替蒋介石管财政，国库里居然还存着近十亿美元和黄金；后来孔祥熙因“美金胜利公债案”被查出贪污，蒋一怒之下把他所有职务全免了，换上宋子文做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宋子文上台后按照国际惯例大量抛售黄金外汇，想压住物价、稳住货币，短短几个月就把家底花得差不多了。
蒋介石紧急刹车，撤了宋子文，但从那以后，这件事在他心里再也没有翻过去。到了1952年10月，他写讲稿时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段“实录”写进去，最后决定写，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的罪过虽多，“以此为最”。1955年再回忆，他的结论仍然是“误用宋子文一人”，才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比迁怒宋子文更深一层的，是蒋介石对整个外交格局的重新清算，他在反省里把“外交失败”列为“最大之近因”，措辞一次比一次决绝。
1949年8月17日，他在日记说，苏联“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而自己当初不加区别，一律以“信义”相待，“焉能不败”。
到了1951年检阅1945年日记，他的说法更狠：苏、美“均是一丘之貉”，仅凭文字、语言和表面现象就把某个国家当成诚意可信的友邦，是“傻中之傻”。马歇尔在他笔下则成了“误美害华之罪”，是“灭亡中国的祸首”。
从这些日记内容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反省方式是把外交理解成一种个人诚信的延伸——我以信义待人，人负我，所以败了。这套逻辑可以解释情绪，却解释不了结构：一个弱国在冷战前沿的位置，本来就不是靠“信义”或“不信义”能够翻转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蒋介石在同一时期又把战后实行民主宪政说成另一条祸根。1949年9月8日，他跟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那一套“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甚至说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
在杨天石看来，这是蒋介石反省中最危险的一处错位：他因为战后民主实践中的乱象，反过来认定民主本身不如独裁好用，把一个体制的失败读成了对专制的反向证明。

当然，除了将败亡的责任推卸给别人，逃台前后，蒋介石对自己性格，也曾有所检讨，并且在某些片刻锋利得近乎自伤。
1949年5月27日，他写下“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5年10月3日，他又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旁人无从进言，不能集思广益。
在用人上，他检讨自己过于“宽大”“宽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这些人“背党叛国”不止一次，自己却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
但是，蒋介石的许多“毛病”检讨了几十年，改掉的却很少。他脾气暴躁，打骂身边的人，每打一次就在日记里记一笔，下一次照旧，可以说是“屡犯屡检讨，屡不改”。
反省在蒋介石手里更像一种道德书写仪式，写下来，罪感就减轻了一层，至于行为是否随之改变，那是另一回事。

杨天石认为，对蒋介石迁台后的反省，在知”与“行”上是割裂的。他说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甚至读到中共七大党章里《党员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两节，觉得“写得太好了”，抄在日记里，说本党必须“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他还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中国劳动国民党”，规定入党者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计划用三年培养十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
这些念头写在日记里，不像在骗人，可问题在于，这些念头几乎全部停在纸面上。杨天石给出的解释是：蒋介石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也不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的腐败，他“改不动”，因为“整个的体制把他捆住”，他“孤掌难鸣”。
蒋介石到台湾后写过一句话自勉，用的是前人联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非常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