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做过一个著名实验，在实验室里关一条狗，铃声一响，狗便分泌唾液——这是人类对条件反射最经典的验证。
一九三五年春天的赤水河边，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这个实验很形象地地嫁接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时，"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句话后来传遍中文世界，成了对长征中的蒋介石最著名尖锐的评价。

索尔兹伯里是《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拿普利策奖的重量级人物。一九八四年，七十六岁的他沿着半个世纪前红军的路线走了七千四百英里，从于都河边一直走到陕北，沿途采访了很多幸存者。
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军，不是一场军事战役，也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人类生存的凯旋，是从蒋介石的魔爪之下一场致命的、看不到尽头的撤退"。
在索尔兹伯里讲述的长征故事里，蒋介石不是长征的背景板，而是这场人类史诗的阴影本身——红军每走一天，都是为了逃脱这只魔爪。

索尔兹伯里认为，红军长征，面对的敌人非常强大，蒋介石也并非庸才。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第五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扑向中央苏区。索尔兹伯里沿用了斯诺以来的著名说法，让两个德国人在中国的战场上隔阵对决——这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那边是蒋介石重金请来的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碉堡围困的"铁桶"战略。
铁桶之密，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是在江西苏区周围修了14294座碉堡，索尔兹伯里夫人夏洛特随夫同行，在日记里记下这个战场的荒诞感：一边李德在指挥共产党作战，一边赛克特在给蒋介石当顾问，最终是碉堡帮国民党人赢了这一局。
在最致命的时刻，国民党方面的绝密情报被地下党员项与年送出苏区，促使红军提前突围，这才在铁桶合拢之前凿穿了一个洞。
索尔兹伯里有一个观点：蒋介石赢得起，而且几乎已经赢定了——如果不是后来的对手换了人。

在索尔兹伯里的观念里，红军真正走上长征路，蒋介石就渐渐变得不行了。
首先是在情报战的被动。据书中所记，屡遭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很快全部换成了自编密码本，他甚至一度认定，红军那种神乎其神的破译能力背后必有外援。
索尔兹伯里说：红军破译密码这件"秘密武器"，源于周恩来早年安排特工赴苏联学习过密码的制造与破解。
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蒋介石把失败归因于神秘的外援，恰恰说明他读不懂红军这支军队，这种"无法归因"，是比战场失利更深一层的失败。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赤水河边那只"巴甫洛夫的狗"。
红军三渡赤水后突然回师，作出直扑贵阳的姿态，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守军只有一个团，城里乱作一团，他急调滇军入黔"救驾"；红军却是虚晃一枪，转头挺进云南，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回防，于是金沙江几乎成了不设防的走廊，三万红军就此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合围，还顺手吃掉了他的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
索尔兹伯里那句流传最广的评语，针对的就是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的狼狈与失败。他认为，在真正的灵活机动面前，兵力和装备有可能不是资产，而是负担——四十万人每动一步，都要等一个人的命令，而那个人，正被对手的铃声牵着走。

更深刻的是，索尔兹伯里还剖析了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困境。
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反蒋，蒋介石想都没想，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部队回身扑灭；红军突破湘江时，桂系白崇禧唯恐中央军借追击之名入桂"一石二鸟"，不肯全力设防，悄悄留出一条通道，直到蒋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但战机已经白白流走。
在索尔兹伯里眼中，蒋介石政权的悖论就在这里：红军是他唯一能号令各路军阀共同面对的敌人，可这些军阀各怀鬼胎，他的命令出得了南京，未必出得了省界。他名义上统帅着中国最庞大的军队，实际上能完全调动的，只有那点儿嫡系。红军在赤水河边牵着鼻子走的，与其说是四十万大军，不如说是一个从来没能真正统一自己阵营的政权。

书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对蒋介石那套悬赏体系的记述。
索尔兹伯里转引了朱德带着讥诮的回忆：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大洋买他和毛泽东的头，还公布了一份"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等级订价，派飞机到红军阵地上空撒传单。徐海东的人头后来被开到与毛泽东同价的二十五万，蒋介石气急败坏，放话"徐海东不死，国无宁日"。
在这位美国记者笔下，这套赏格没能让红军胆寒，反倒成了反向的光荣榜——朱德说，哪个名字没上榜，或者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倒觉得是耻辱。
到此，索尔兹伯里对蒋介石的评价便形成了最后的结论：他赢过李德，却读不懂毛泽东；他修得起一万四千座碉堡，却改不掉被对手调动的习惯；他买得起所有军阀名义上的效忠，却买不来一次真正合拢的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