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女红军只有三十来个。剃光头发，站着睡觉，裹过小脚的翻雪山！她们走同一条路，翻同一座山，付出的代价比常人大！

先说剃光头发。

邓六金是福建上杭人，当过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长，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她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本事：学过理发。这在长征路上成了硬通货。

行军紧张，洗澡洗头根本不可能，虱子从头发里长到衣服缝里，捉不胜捉。彭德怀说过一句大实话：“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们索性把头发推光。邓六金施展手艺，帮大家互相推成光头，又怕人笑话，每人做一顶帽子戴着。行军路上有调皮的小伙子搞突然袭击，一把掀掉“遮羞帽”，露出光溜溜的头皮，逗得队伍里一阵笑。

笑归笑，后果是实实在在的。长期营养不良让不少女红军第二性征本来就不明显，再顶一颗光头，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军装，走在路上，当地妇女根本认不出这是女的。邓六金自己就是这副模样：衣服和男红军一样破，头发剃光，抬着担架走在山路上，“如果不认真辨认，看不出走在担架前面的那个红军是个女的”。

再说站着睡觉。

危秀英是江西瑞金人，1910年生，1934年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

她的个子很小，但干的活不轻：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民夫做思想工作，有时自己抬。宿营的时候，三五个人挤在一起，地上是潮的，能躺下已经是运气。危秀英在这种条件下“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这不是什么绝技，就是一个身体在无处可躺的时候找到的最低限度的休眠方式。站着，闭上眼，几分钟，然后继续走。

她和邓六金之间还有一段后来被反复提起的事。部队进云贵高原时，邓六金得了痢疾，发高烧，走不动了，流着泪要求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她，把两个人的背包绾在一起，用一边肩膀背着，腾出另一只胳膊挽着邓六金，削一根棍子给她当手杖。晚上两个人打开仅有的一条半毛毯，紧挨着睡。

邓六金哭着说“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回她：“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站着睡觉的本事，背后就是这样的行军：你不知道今晚有没有地方躺，但你知道旁边那个人不能松手。

最后说裹小脚。

王泽南是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一个裹过小脚的女人。旧社会给她留下的这双脚，本来是用来“一步三摇”的，长征却要求它翻雪山、过草地、走泸定桥。

过雪山时她唱自编的歌谣：“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歌谣轻快，脚上的每一步却不轻快。

正常人过雪山都困难，她是一双小脚“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踩过去，还要带着运输连完成弹药和粮食的运送任务。泸定桥铺了板子，正常人走上去都颤，她带着部队一点一点晃过去。裹脚布把骨头折弯过一次，雪山和铁索桥又在同一双脚上折了一次。

她没有别的脚可以换，就这样走完了。

这三样东西：剃光的头、站着睡的觉、裹过又放开走路的脚，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个事实：长征对女红军的要求，不是“像男人一样”，而是把身体里那些属于女性的部分，一部分主动削掉，一部分硬扛过去。

头发削掉了，月经只能捂着肚子一步一步挪，生育在行军途中变成骨肉分离，这些没有被写进歌谣里，但身体记得。

写她们，不是为了把苦挑出来看。是为了看清楚一件事：她们首先把自己当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而正因为她们是女人，那些剃头、站着睡、小脚翻山的操作，才每一步都多一层代价。崇敬不在“女英雄”三个字里，在邓六金推子底下落下的头发里，在危秀英挽住邓六金的那只胳膊里，在王泽南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踩过雪山的脚印里。


文章参考资料——

《长征途中留下的三个姐妹》，光明网（摘自《书摘》）
《长征故事·人物篇：三寸金莲走完长征的女红军王泽南》，央广网（央广军事）
《长征中这套工具解决了数百人的“头发问题”》，中国军网
《长征中的女红军：共2000多人 有人练到能站着睡觉》，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