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陶才桢长征回忆录，说到行军途中月经来了，血浸透了裤子。她只能用水塘发黑的污水清洗，有更多女同志甚至终身“闭经”。

看到这些描写，真的是心头一紧。长征途中的条件多么的艰苦，而女性的身体其实承受了比男子更重的负担，尤其是生理负担……有些对身体的伤害，极可能埋下一辈子的病痛和遗憾。

陶才桢是四川达州人，1919年生，1935年十六岁参加红四方面军，队伍里叫她“九妹”。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在没有任何卫生用品可言的队伍里，能为自己做的，就是跑到水塘边，用发黑的水洗掉裤子上的血。

这不是猎奇，它只说明一件事：来了月经，没有一片干净的东西可用。

赵桂英的办法是另一条路。她是四川苍溪佃户家的女儿，1916年生，1934年十八岁参加红四方面军第31军供给部运输队，背粮、抬伤员、运弹药。

当生理期时，她就把旧布裹上炭木灰垫在身下，继续抬担架、爬雪山；柴灰、干草、破草鞋，抓到什么算什么，大腿间磨得红肿出血。

陶才桢和赵桂英出身不同、岗位不同，面对的是同一道题：月经来了，没有卫生用品，路还得走。

但更沉默的事实还在后面。红一方面军走完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绝大多数”闭了经，有的人从此再没有恢复生育能力；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走到后来，“绝大部分同志得了妇女病”。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偶然，是绝大多数。长期严重能量赤支、持续寒冷、每天几十里路的消耗，再加上精神高度紧绷，身体会主动抑制生殖功能。

月经不是“忘了来”，是被强制停掉的。身体在消耗殆尽，连维持走路和活命都勉强，哪还有余力去供养一套周期性运转的生殖系统。

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逻辑，不是意志能违抗的……

李贞，1908年生于湖南浏阳，童养媳出身，长征中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5年授衔时是唯一一位女将军。她在途中几次怀孕、几次失去孩子，最终终身未育。

一个后来被授予将星的人，身体里同样装着那段路留下的、军衔抵消不了的损耗。闭经不是个例，是“绝大多数”；不是抽象数字，是具体的人。

我们可敬可爱的女红军战士们啊……

把陶才桢用发黑污水清洗、赵桂英用柴灰垫布和草鞋磨烂大腿，和“绝大多数闭经”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强烈感受到那段岁月的艰苦负重。

有月经的日子，她们在没有卫生用品的条件下硬扛，污水、柴灰、破布，不是选择，是仅有的“可用之物”。而当条件持续恶化到一定程度，身体比谁都诚实，干脆把月经关掉了，连“扛”的机会都不再给！

前者是可见的窘迫，后者是无声的损耗。

另外，你或许会发现，女红军战士们关于在生理期的种种“窘迫”，在许多的长征叙事故事体系中很少见到，这个话题有些不同，鲜少被人提及……

陶才桢蹲在水塘边洗裤子的那个背影，和那些再也没有恢复月经的女红军，她们没有在这件事上留下多少豪言壮语，因为这件事本身，就不在“豪言壮语”能够覆盖的范围里。

但恰恰是这种沉默，让人回头看时，没法只把长征理解成一条路线、一串数字。那条路上走着的人，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

女性的那一半，多背着一副身体在绝境中的前行，她们的身体，也默默走完了长征！


文章资料来源——

1、陶才桢“污水清洗”的原始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论文、其丈夫莫钧涛的传记《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
2、赵桂英的事迹：封面新闻2020年启动的 《我的长征——寻找最后的川籍女红军》
3、李贞“丧失生育能力”的报道：湖南日报新媒体2016年的《揭秘丨新中国第一位授衔的女将军为何终生不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