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保密程度相当严谨，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1935年1月15日黄昏，遵义城里有几条街被悄悄封了。

执勤的红军战士站在各个路口，遇到行人，不多解释，就让对方绕道走。通往柏辉章公馆的几条小巷，全都拦住了。本地居民只知道那片地方今晚进不去，不知道里面要发生什么。

公馆楼上的灯还没亮。会还没开始，守在外面的人已经全部到位了。

这场会后来有了个名字，叫遵义会议。而那场会的保卫工作，大多数人从来没仔细想过。

要说清楚保卫工作是怎么做的，得先说清楚，红军是在什么处境下开这个会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向西，打的是突围，不是进攻。后面追着薛岳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两翼还有地方军阀部队在截堵。

湘江边上打了一场苦仗，渡过去之后，出发时的人已经少了太多。

队伍继续走，进入贵州境内，冬天的山路泥泞，湿气沉，后面的追兵始终没有甩掉。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入遵义，黔军师长柏辉章的部队退出城区，暂时撤到外围。整座城由红军接管，但这个局面能维持多久，没人说得准。

蒋介石的追击部队一直在赶路，金沙江还没渡，贵州各路军阀的残部也在城外晃荡。时间窗口窄，但不得不用。

中央就在这段时间里，决定在遵义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址选在柏辉章的公馆，一栋两层的西式风格楼房，外墙样式在当时的黔北算是少见。

选这里，一是楼房够大，能坐下二十来个人；二是周围的街道格局相对规整，分区设置警戒方便。

楼上那间会议室，进出只有一条楼梯，守起来容易。黔北的一月，天色阴沉，山里带湿气的冷风刮进城来，站在院子里的人，时不时往手心哈口气暖一暖。

负责整个会议保卫工作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邓发在当时的党内是个特殊角色。他出身工人，早年在香港、上海做地下工作，长期和隐蔽战线打交道，行事细密，和前线打仗的指挥员风格不一样。

他考虑安保方案，从来不是想怎么显得严，而是想哪里容易出漏洞。

遵义会议的保卫部署，是按这个路数设计的，从外到内，分层设置，各层之间各管各的，但彼此能衔接起来。

最外层是军事防线。

红军部队在遵义城外的制高点和主要进出道路上设置了据守阵地，构筑临时工事。

这不是摆样子，是真的在备战状态下开会。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离遵义越来越近，贵州当地军阀的残部在外围徘徊，随时都有接触的可能。

外围的部队每天向中央报告态势，有变动立刻上报。

城内由警备部队分区执勤，各街口固定站人，换岗时间刻意打乱，不让人摸出规律。普通居民那几天的感受，大概就是街上管得严、某些地方过不去，讨个说法也没人给，绕道走就是了。

公馆这一层，是管控最严的地方。

通向公馆的街巷在会议期间全部设卡，进出要经过核验。大门口明哨驻守，进门之前确认身份。

这次参会的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部分军事负责人，另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由翻译伍修权陪同出席，总人数在二十人上下。

进门的每一个人，门口的警卫都认得脸，名字对上、脸对上，才能进。

公馆内部，楼梯口有专门的守卫，二楼走廊也有人站岗。开会期间传递文件的人员另有规定，不在指定范围的人不得进入会议区域。

楼下的战士守楼下，楼上在谈什么，和他们没有关系，也不是他们该过问的范围。

通讯这块，也有专门安排。

红军的无线电台随中央纵队行进，日常承担与各部队联络的任务。会议期间，发报内容受到严格管控，不发出任何和会议相关的信息。

国民党军队惯用监听无线电来判断红军指挥中枢的方位，这个口子被认真堵住了。

整套安保部署，背后是两道压力同时在压。对外，要防的是敌军突然逼近；对内，要防的是消息走漏，让国民党通过情报得知红军正在开高层会议、谈的是什么。

两件事方向不同，都不能出差错。

会议从15日开到17日，持续三天。

三天里，外围的军事态势始终是绷着的。追击部队距离遵义越来越近，每天的战场简报都要送进来，让与会的军事负责人了解动向。

开会和随时准备撤离，在那三天里几乎是交织在一起的。

散会之后，参会的人各自回到住处，街上照常是执勤的战士。

普通居民的日子照常过，买米、劈柴，偶尔遇到语言不通的红军战士，比划两下也能说个大概，相安无事。只是这座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外省来的面孔，再过几天，这些人就会走。

1月17日，会议结束。

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相关文件整理好，随队携带。红军随即启动新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继续向西。

遵义这座城，待了十几天，然后离开了。

楼上那间会议室里三天的争论、投票和最终形成的结果，后来成了被反复研究的党史内容。那是属于楼上的事。

参考来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