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等了三天。
廖承志带来的消息很简单：叶帅没有批条子，也没有打电话，只问了霍英东人在哪里，然后摆手让他先回广州，“该盖楼盖楼，天塌不了”。
这话像一枚石子，丢进水里却不见涟漪。
霍英东明白，没有明确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当晚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回到广州工地，江风正猛。
大楼骨架已起十几层，裸露的钢筋在风中嗡嗡作响。军方要求的炮台位置，定在楼顶正中——这意味着主体结构必须加筑承重基座，工期至少延误四个月，幕墙、管线全部要改。
合作方坐不住了。
工程例会上，有人小心提议：“是不是等正式文件下来再动？”霍英东让秘书把材料采购单拍到桌上：“船已经离港，违约赔偿谁付？”会议室顿时安静。
四月中旬，两个穿便装的人来到工地。
领头的姓马，广州军区后勤部的，说话很客气，但意思明确：按照防空布点标准，这栋珠江边最高的楼，楼顶是唯一符合条件的炮位选址。
霍英东请他们进了临时板房。
茶过两巡，他摊开一份施工蓝图，指着东北角的设备层：“这里层高四米五，剪力墙结构，承重足够。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靠江这一面开三个射击孔，外面用百叶窗装饰。从外面看，和通风口没两样。”

姓马的俯身盯着图纸，手指沿着虚线缓缓移动。
这个位置，射界其实比楼顶更开阔，还能避开江边旧厂房的遮挡。他抬头看了霍英东一眼：“霍先生，这改动不小。”
“图纸你们带走，报上去看看。”霍英东把蓝图卷好递过去。
姓马的走到门口，又转身低声说：“来之前，上面交代过一句话。叶帅说，‘做生意的人懂怎么造房子，打仗的人懂怎么守房子，互相别添乱就行’。”
霍英东点点头，没有多问。
方案批下来时，木棉花已经落尽。
军方同意了设备层改造计划，三个射击孔伪装成百叶窗，内部加装隔音和专用锁具。工程部调整了空调管线走向，施工进度一天没停。
秋天，大楼封顶。
外幕墙的玻璃一片片挂上去，映出珠江粼粼波光。没人注意到东北角那几扇从不打开的“百叶窗”，只有深夜江对岸偶尔传来的引擎闷响，会被前台微笑着解释为“修路”。
白天鹅宾馆开业那天，霍英东站在大堂抬头望去。
三十三层的线条流畅优雅，没有突兀的炮台，也没有争执的痕迹。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最后变成了一份图纸上的折中、一句心照不宣的叮嘱，和一片从未被惊扰的天空。
生意要照做，房子要造好，天也终究没有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