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下旬，薛岳从江西沙溪、龙岗一带出发时，心里并不痛快。蒋介石指定他担任“追剿”总指挥，拨归他指挥的部队有吴奇伟第四军、周浑元第三十六军以及刘建绪的三个师。
薛岳曾对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透露过心迹：任务繁重，自己嫡系部队太少，难以胜任，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辞职。
当时，蒋介石指定薛岳担任这一职务，有很深的算计。追击部队原拟由陈诚指挥，薛岳任副职，后来蒋介石考虑到红军正向广东部队防线突进，让薛岳率部追入广东“较为人地相宜”——既可“消灭”红军，又能顺势铲除陈济棠的割据局面。
陈诚把这一层“入粤”意图透露给了薛岳，薛岳回粤的野心被激起，这才走上了追堵红军的征途。这段出自魏鉴贤回忆录的细节，比后来“老虎仔穷追两万里”的笼统说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追击从一开始就纠缠着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算计，也纠缠着薛岳本人对地盘与权位的现实考虑。

然而，当薛岳真正踏上这条路，他所面对的红军，很快就超出了国民党军内部惯常的预判。他在战报与总结中留下的判断，大意是说红军的行动飘忽不定，指挥体系即使在混乱中也能保持运转，与他此前在江西苏区交过手的那支队伍判然有别。
这些措辞出自一个以“剿共悍将”自居的将领笔下，并非客套的恭维。他一路从江西追到湘南，从湘南追到贵州，再追入川西，红军始终在他眼前保持着一种他熟悉的军事逻辑无法完全解释的移动方式。
他后来率部尾追至赤水河边，对部下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毛泽东在赤水河渡来渡去，战术上看似简单，背后的战略却深奥无比。这段话的原始出处今天已难逐字核验，但放在薛岳那些年作战日记与战报的整体口吻里并不突兀：他一直在试图把红军的行动翻译成自己能够理解的军事语言，而翻译的过程本身，就在一点点修正他出发时的判断。

湘江是薛岳追击生涯中绕不开的一个存在。
1934年11月底，红五师在界首渡口苦战两日，伤亡过半，师参谋长、两名团长、一名团政委相继阵亡，红八军团在渡河点以东被薛岳所部连追带打，损失极为惨重。据非正式统计，湘江地区的红军损失高达五万之众，薛岳因此成为长征路上红军最为头疼的敌将之一。
值得留意的是薛岳自己在口述历史中留下的态度。对于湘江之战的结果，薛岳的内心是懊恼加痛惜的，在他看来，如果湘桂军早一点在湘江西岸有利地带配置打击部队，乘红军将渡未渡之际迎头痛击，红军主力“将在湘江西岸全部就歼”。
薛岳的这种懊恼和痛惜，其实藏着他最真实的焦灼：他比谁都清楚，湘江那一仗，红军主力“抢先西渡湘江”，保留下了有生力量，他的“追剿”目的并没有达成。
后来，在贵州与川西的追击，薛岳出发时那种“入粤称霸”的锐气被进一步磨损了。他率中央军入黔，名义上是追剿，实际上也替蒋介石完成了对王家烈黔系的吞并。
薛岳所部进贵阳时，红军早已西去，他发给陈诚的电报里不止一次表示“不干”，陈诚则复电慰勉，甚至亲到湖南稳他的情绪。
当时薛岳部下中流传着一句自嘲：“一路送行到贵阳”，“拾马屎，拾烂草鞋，拾到乌江”。

薛岳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次表态，被记录在《国民党将领看长征》一类著述的转述中：多年之后，他仍恨恨地说，“当年未能灭共是军人之耻事”。
这句话常常被用来证明他的顽固，但放在整条追击线上看，它更像是一种始终无法自我消化的失败刺痛感。
他追了两万里，从江西追到川陕边，湘江边他痛惜未能“全歼”，赤水河边他承认看不透对手的战略，川西战场上他亲眼看见红军在缺粮少弹中打不散、拖不垮。
所有这些观察堆叠在一起，他所谓的“军人的耻辱”，其实已在历史层面反衬出红军的胜利，长征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