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3日上午，南京湖南路508号，秘书蒋君章等到十点还不见陈布雷起身，破门进去，发现人已经死在床上，身边是一只空药瓶。前一天夜里，这个替蒋介石写了二十二年文章的"文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
他死前一周，辽沈战役刚刚收尾，东北几十万精锐全数报销；淮海战场上黄百韬兵团正被围在碾庄；金圆券改革8月19日推出，到这时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已经成了废纸。
少有人知的是，陈布雷死后还没入土，能进蒋介石书房、替蒋介石解读天下形势的人已经换了。
替代陈布雷的这个人，就是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一个写了半辈子中学地理课本的教书先生。

张其昀1900年生，浙江宁波鄞县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受业于柳诒徵、竺可桢、刘伯明门下。毕业后进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所著高中教本《本国地理》1926年出版，突破按行政区划分区的老路，按自然与人文综合特点重新分区，被视为民国时期具有开拓性的中学地理教本名著之一。
之后他在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十年，1936年应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任系主任前后十四年。
此人不尚空谈，讲究实地考察——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期间，1942年他按竺可桢的安排组织史地研究所师生跑遍了黔北的山川田野，1948年编成《遵义新志》，十一章十七万字，附测绘地图二十二幅，是"区域地理"派以新志命名的第一部著作。1943年他还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哈佛访学两年。所以轮到给蒋介石讲退路的时候，他讲的不是书斋里的地图。

当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退路，有三条，选不好极可能送命。
其一是西南：川康云贵，抗战时的大后方，山高谷深，幕僚中主张退守四川者甚众，理由是"天府之国，人心可用"。
其二是海南岛。
其三是台湾。
张其昀把前面两条都否掉了。
在他看来，西南看着最稳，其实最险：滇、桂、川、康各有派系，跟中央离心离德不是一天两天，抗战期间四川能当陪都，那是民族危亡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如今兵败如山倒，地方实力派的第一个念头是给自己留后路，所谓"大后方"，真退进去就是个大囚笼。
海南更不消说：岛小，无工业，粮食养不起几十万军队，琼州海峡最窄处不过二十公里上下，木船都过得去，根本算不上什么天险。

张其昀将台湾视为可选的退路，有三层论证。
第一层是天险：台湾海峡最窄处也在一百三十公里开外，风高浪急，而当时解放军几乎没有成建制的海空军力量，几条军舰、几十架飞机就能把海峡封死。
第二层是底子：日本经营台湾整整五十年，留下日月潭水电、制糖、化肥、铁路和港口，米糖有余，养得起渡海的溃兵和随迁人口。
第三层，也是最核心的一层，是地缘：台湾正卡在西太平洋航道的咽喉上，地处美国远东海上防线的中枢环节，政权若退到那里，美国出于自身补给线的安全，想不管都不行。
这几点判断，在后来的史料归纳中几乎一字不差——台湾海峡形成天然屏障，日据时期留下一定工业基础，地处西太平洋航道，可寄望美国海上力量的地缘支撑，作为所谓"复兴基地"。
而后来的历史几乎也逐条兑现了这个赌注：1949年10月金门古宁头，登岛部队全军覆没；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打响，第七舰队第一时间开进台湾海峡。

不过，把退台说成是张其昀一席话点醒的"高人传奇"，未免太看轻蒋介石，也太抬高了谋士。
实际上，蒋介石谋台作为退路比张其昀的进言早得多。1948年11月10日——陈布雷死前三天，蒋介石已下手令，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金银现款和重要档案分运广东、福建与台湾。
12月1日，首批774箱、二百多万两黄金自上海起运，在基隆登陆后转运台北，此后金银外汇陆续输台。同月月底，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替蒋介石经营这块最后的落脚点。
张其昀在这时候开口，作用其实是把一件已经在做的事，用地理学论证成唯一的正解。通俗的讲，在这个十字关口，张其昀实际扮演的并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高人，而是一个为当时所需的肉喇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奉化溪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5日清晨，他携蒋经国在丰镐房和母亲墓前作别，离开溪口，从此再未踏上故乡的土地。
那年夏天，张其昀应蒋之邀，经广州转赴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1985年8月，病死在台北。

张其昀这个人，其实挺讽刺的。
他一辈子讲"史地合一"，他编的《本国地理》把台湾明明白白写进中国的版图里，教了几代中国学生；到头来，他平生最得意的一次地理分析，论证的却是如何让这道海峡变成一道持久的界线。七十年代钓鱼岛主权之争再起，他在台湾公开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和老师竺可桢隔着一个海峡做同一件事——他的中国观并不是悬空的，但越是这样，作为知识分子，他最终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更加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