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当不了摄政王：算法介入下的国政风险与现代分权制度困境 新闻评论｜AI当不了摄政王，国政更不能拧成一锅粥（个人观察思辨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场）2026年10月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X晒出Google Gemini的问答截图，抛出一句极具戏剧性的表态：“我问过AI了。”他援引大模型的输出结论，主张“公诉厅长与重大犯罪调查厅长不得列席国务会议的主张是违宪的强词夺理”。次日，李在明进一步强硬表态，声称倘若放弃对重大犯罪调查厅的指挥监督权，这件事本身就属于弹劾事由，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番言论迅速在韩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事件的荒诞感不只是源于总统拿聊天机器人参与宪政辩论，更在于它撕开一道时代切口：当公共决策陷入法理与正当性危机，掌权者是否可以用AI生成的文本，替代宪法解释、法律论证，逃避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政治责任。这场风波的源头，是韩国酝酿已久的检察体系大改组。2026年10月2日，运行78年的韩国检察厅正式宣告废除。长久以来，韩国检察系统集侦查、起诉、指挥警察三大权力于一身，被社会舆论批评为“检察共和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检察机构，也被视作韩国反复上演“青瓦台魔咒”的制度土壤——历届总统卸任之后屡屡遭遇检察调查起诉，政权轮替伴随一轮又一轮政治清算。为破解这套困局，李在明政府推动侦诉分离改革：将原有检察厅职能一分为二，公诉厅划归法务部，专司起诉审查；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承接重大案件侦查职能。侦查权与公诉权分置不同部门，初衷就是打破旧检察权一家独大的格局。然而改革落地之后，新的权力争议随之而来。李在明提出，要求公诉厅长、重大犯罪调查厅长列席国务会议。韩国国务会议相当于内阁会议，是国家最高行政议事场合。回望过去25年，自2000年之后，权势鼎盛时期的检察总长从未列席国务会议，手握治安权力的警察厅长，也仅有3次列席记录。这一套延续多年的惯例背后，是韩国社会形成的共识：侦查、公诉机构执掌着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左右政治人物命运的强力公权力，即便隶属于行政序列，也必须保持相对的政治中立。倘若侦查与公诉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常态化出席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即便是没有直接干预个案，也会形成挥之不去的结构性嫌疑。总统的这一诉求，遭到了跨阵营的集体反对。在野党激烈抨击，法律界学者集体提出质疑，就连亲近执政党的市民团体，也不认同这种制度安排。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李在明政府需要有力的法理支撑，而Google Gemini就被推到了政治辩论的台前。总统公开的AI截图之中，Gemini将反对列席的观点定性为“否定总统宪法层面行政监督权的诡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朝鲜日报》与在野党议员使用完全相同的模型，更换提问角度之后，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公诉、重大犯罪调查这类特殊机构首长，原则上并不适合列席国务会议。同一个大模型，输出两套互相冲突的法理判断，这恰恰暴露把AI当做法理裁判的致命短板。大语言模型本身没有固有的价值立场，但是提示词可以塑造立场；模型不会刻意编造谎言，但是它天然迎合提问者的倾向。只要巧妙设置提问上下文，就很容易拿到自己想要的结论。值得玩味的是，就在2026年4月，李在明还曾经评价Gemini，坦言该模型偶尔会答非所问。短短半年时间，同一个AI就从“偶尔出错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支撑总统重大国政主张的法理依据。这已经不是善用人工智能赋能治理，而是把大模型改造成一款“定制型政治背书工具”。更深层的隐患，是这一行为完成了一次危险的责任转移。一项行政决策是否合乎宪法与法律，理应交给宪法法院裁判、交由国会辩论、听取法律专家共同体的专业意见，最终由政治家接受公开的政治问责。但AI没有全民选举赋予的授权，没有宪法层面的法定地位，不能出席听证，不能遭到弹劾，不会承担任何政治代价。把AI推上“摄政王”的位置，本质上是让一个没有责任主体的算法黑箱，替手握公权力的人做正当性背书。古代的摄政王纵然权倾朝野，也要受宗法制度、朝堂舆论、史官记录与政敌的制衡，做错事就要付出政治代价。而AI摄政王，不需要对任何现实后果负责。跳出AI话题，这场风波的内核，是改革名义之下的权力博弈。李在明一方的辩护逻辑是：消防厅长、山林厅长都能够列席国务会议，为什么唯独侦查公诉机构要搞特殊？这一类比看似公允，却混淆了两类权力的本质边界。消防、山林主管部门执掌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事务，并不掌握刑事侦查、提起公诉这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的“刀把子”权力。公诉厅与重大犯罪调查厅手中的权力，可以传唤、搜查、扣押，乃至申请逮捕羁押公民，这份力量既可以对准普通民众，也能够对准国会议员、内阁官员乃至总统本人。即便总统主观上完全没有干预个案的想法，让执掌刀把子的部门首长坐在国务会议现场，近距离参与内阁议事，客观上就会产生结构性压力。一个要办理案件、调查政客的负责人，长期身处总统主导的行政圈层，外界很难相信他还能够完全独立地开展办案工作。制度设计不能寄希望掌权者的个人品德，而是要预先设置防火墙，防范权力被滥用。现实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李在明本人背负多起刑事案件：违反《公职选举法》案、大庄洞开发案、城南FC赞助案、教唆伪证案等等。韩国宪法赋予总统在职期间刑事豁免权，相关案件暂时中止审理，但检方已经明确表态不会撤诉，一旦总统卸任，全部案件将重启司法程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推动将侦查、公诉机构进一步纳入行政统辖的举动，难免被公众放在“自我保全”的放大镜下审视。我们不能直接推定决策者的主观动机，但政治评价不只看动机，更要看制度动作客观带来的风险。改革本身具备合理诉求——拆解旧检察特权，终结无休止的政治清算循环，但手段的正当性，不能自动证明目的的纯洁性。当改革进程与权力集中同步发生，公众完全有理由发问：这究竟是在拆除旧特权，还是在搭建一套全新的权力控制管道？国政治理最忌讳把司法、制度、行政、党派斗争搅成一锅粥。复杂公共事务，应当坚持分层处理、各司其职，让专业的逻辑适配专业领域。司法归司法。总统涉案，应当恪守证据、程序与法庭裁判的逻辑，不能动用行政手段对案件进行“提前消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可以充分行使宪法授予的行政权力推进改革，但不能利用机构重组，扭曲针对自身案件的司法格局。司法的主战场是法庭，不是内阁会议室，更不是AI对话框。制度归制度。侦查、公诉、警察、法务的权责边界，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接受国会监督与宪法审查。评判制度设计，要有“换个人测试”的思维：不能只设想当下掌权者心怀善意，更要假设，如果立场对立的政治人物坐上同一个位置，这套制度会不会被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制度的要义，是约束所有人的权力，而不是服务某一届政府的治理便利。行政归行政。国务会议列席资格，必须落实到清晰的法律条文与公开规则，行政权力不能依靠扩张性解读自行扩大列席范围，更不能拿AI输出当做权限扩张的法理凭据。行政权力的边界，只能由法律划定。政治归政治。重大决策引发争议，政治家就必须直面批评，承担对应的政治后果。可以接受国会质询，可以接受民意评判，极端情形下面对弹劾程序。政治责任，是掌权者无法向外转嫁的，不能依靠AI截图、政治口号或是机构重组替自己卸责。这场风波还向外溢出，给半岛局势带来不必要的损耗。2026年5月，李在明政府发布《统一白皮书》，确立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放弃敌对政策三大原则，意在缓和持续紧绷的朝韩关系。然而国内宪政争议爆发的同时，朝鲜劳动党总务部长金与正接连公开发声，把韩国释放的缓和信号讥讽为“自导自演的闹剧”。朝鲜重启对韩边境扩音广播，加速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半岛对抗氛围再度升温。朝鲜并不需要主动发起军事挑衅，韩国国内的政治乱象，就已经送到对方手上，成为现成的舆论弹药。一个连国务会议列席权限的合法性，都要求助聊天机器人的政府，对外谈对等对话、谈互信、谈结构性和平，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对内，朝野互信遭到重创，检察改革的社会共识被削弱，总统支持率跌至37.4%，创下就任以来新低；对外，白白送给对手嘲讽本国政局的素材。这一轮操作，除了对外展示出国内治理的混乱，几乎没有拿到任何正向成果。AI当不了摄政王，政治家也不能寄希望于算法卸责。口号无法生成制度合法性，AI截图挡不住社会层面的政治问责。一套稳固的宪政体系，追求的绝不是让总统更加方便地指挥侦查机关；而是无论何人登上总统之位，都很难把侦查公诉这把刀把子，改造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做不到这一点，今天冠以改革名义的制度调整，未来就有可能演变为新的特权。对所有想要借助技术包装权力的人，有一句忠告：国政不是提示词工程，宪法更不是聊天机器人。总统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也必须向人民负责。拿AI当做挡箭牌，挡不住外界的质疑，反而会催生更深的追问：你究竟是踏实治国理政，还是在到处寻找便利的借口？古代摄政王至少还是一个可以被问责的人。把算法推上摄政王的位置，除了暴露对分层治理逻辑的无能，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公共成果。技术永远只是工具，需要接受审视、承担全部责任的，永远是手握权力的人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