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创立，本意就是想向“东家”证明自己。孔子一生的努力，深层动机正是要恢复“贵族”的生活与身份，儒从诞生起，就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当然，儒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孟子、荀子也有例外，他们出身更高、视野更阔，不是“打工仔”的姿态。但董仲舒之后，儒重新回到了孔子设定的位置，给皇权打工。此后的两千年，儒本质上就是皇权的雇佣阶层。

两千年的“打工仔”，自然有不那么听话的，比如范仲淹、文天祥这样的异类，而且儒本身也渴望“自由”，渴望道家“江湖”式的逍遥洒脱。无奈作为皇权的寄生阶层，喉咙被皇权死死掐住，逍遥不得，退路全无。被逼到极处，只剩最后一张牌：以死谢君王，用生命对老板做最后一次道德绑架。

而且随着打工的条件变化，儒也知道“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明以前，皇权的“俸禄”还算慷慨，毕竟要指望这些人“做事”，双方维持着大体过得去的“体面”关系。而自明朱元璋起，东家对儒教打工仔提出了更高的KPI要求，“俸禄”却反而更加苛刻。苛刻之下，明代形成了恶性循环：官僚集团以“党争”互斗、以“摆烂”消极应对，皇帝与官僚相互指责、彼此拉扯、持续内耗，最终，这场劳资双方的彻底破裂，拖垮了整个明王朝。

儒不是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而是“老板快发工资，再不发就饿死了”。